说案例
陈贤庆
2015年年末，有一个案例引起很大争议，这就是“大学生掏鸟案”。据报载，河南大学生小闫在自家门外掏鸟16只卖千余元获刑10年半。这消息一出，震惊了国人，也震惊了我，我当即写了一首小诗，题为《掏鸟卖鸟获重刑有感》，诗云“珍禽谁识尽？户外勿掏窝。卖鸟如贪抢，刑期十载多！”我的这首小诗，观点有些隐蔽，其实，诗外之意，也不难理解，是表达判刑过重。小闫所掏的所卖的虽然是珍禽，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但一般人，又怎么会知道那是什么鸟呢？即使是二级保护动物，掏了16只卖了千余块钱，需要判这么重吗？
不久，一个偶然机会，我看到央视有个节目，正是分析“掏鸟案”的。原来，小闫虽是一位在校大学生，但是，他也是一位“珍禽学家”，他知道什么是珍稀鸟类，他也知道它们尤其是所掏所卖的“隼”的价值和市场价，他有自己的博客，介绍自己的珍禽货源，所以说，他掏鸟卖钱，并不是盲目的偶然的行为，而是有目的有方向性的“职业”。经节目支持人这么一披露，小闫的父母也无话可说，我亦受到教育，真的是“户外勿掏窝”啊。
小闫犯了“捕捉销售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的罪名并不冤枉，余下的，就是十年半刑期是长是短的事了。小闫的父亲也一再强调判得过重。我们常说“法制观念”。一般人，应该也有点“法制观念”，但是，显然是比较淡薄的，这与我们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小学、中学期间，没有专门的“法制课”，空洞的政治课不可能代替法制条文，到了大学，恐怕连政治课也没有了。因此，什么是犯罪，犯了什么罪会判多少年，一般人是不很清楚的。所以，“掏鸟案”一出，人们只想到“麻雀”“黄莺”，而不知道还有受国家保护的如“隼”之类的鸟类；即使知道掏隼卖隼是犯罪，人们也不一定知道法律已经明文规定的刑期，所以，才会引起舆论哗然。
我想，捕捉捕杀销售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情节严重如小闫者，被判十年半的刑期，也是为了更好保护珍稀动物，遏制捕捉捕杀销售珍稀动物的罪行。许多罪行，如果不是用重刑重典，真的难以使人们警觉或收敛。但是，看到报上披露的一些案例，与小闫案对比，忽又有所感慨。
广东陆丰县有位“坟爷”林耀昌，犯非法占用农用地建过百亩墓园，又行贿公安局长20万元，如此恶劣的罪，一审判刑五年，刑期不及小闫的一半。魏鹏远，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犯有受贿罪，家中现金财物折合人民币两亿一千多万元。他其中有一项罪，叫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其实那巨额财产不用审也知道是来自于贪污受贿，这项罪名最高判十年，也不及小闫一案重。
再想想，还有更多更恶劣的罪，如拐卖妇女儿童，以及收买妇女儿童；如制造假酒、假药、假币、有害有毒食品等行为，也没有重判甚至没有判刑呀！最近报载一例：广东佛山某酒楼负责人周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得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点心部主管邓某犯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得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两千元。报上还报道一事：江西省东乡县看守所副所长雷荣辉，私带卖淫女进入看守所，为犯人提供有偿性服务，如此恶劣的甚至是匪夷所思的事，雷荣辉仅被免去副所长职务，并处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可能按党纪要求，雷荣辉虽然犯了那种事，但还是符合当一位共产党员的资格的。如此比较，小闫还是很冤啊！
近日看报，又有几例，虽与“掏鸟案”不同，但也涉及到“法规”，也拿来说说。
徐先生，福建人，夫妇俩在广东的中山市上班，带10岁的儿子小斌在民众镇的一所民办寄宿学校读书。小斌出生时已检测有“小三阳”，2011年7月他16岁时，在福建老家一家卫生院做血清化验，没有发现异常。2012年8月17日，小斌感到肝部不适，被送到福清市医院就诊，后又送到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作进一步检查，结果是“原发性肝癌”！再转到上海住了21天医院，被诊断为“肝癌晚期”。12月16日，小斌去世。
事情就是这样，一位不幸的少年早逝了。然而，让我感到惊愕的是，2013年，小斌父母以医院所诊断的小斌“2012年3月份已生肿瘤，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为由，向中山市第一法院提起诉讼，向校方索赔医疗费、误工费、学费、死亡赔偿金等共计近53万元。看到这里，我纳闷了，小斌有病，最后死在校外，学校有何责任？怎么能向学校索赔？再说，卫生院做了血清化验，也没有发现异常，学校的领导和教师又怎能知道他已生肿瘤？再说癌症这病，晚期之前常无特别症状，实在普遍，不然为何人们“谈癌色变”？
我断定那小斌父母属于无理取闹之流，学校怎会为此赔偿？报纸刊登此事，大概也是教育鞭挞“医闹”者吧。只看最后结果得了。不料，这一看，竟让我惊愕，法院一审判决：校方担责30%，共计赔偿徐先生夫妇10万余元，双方不服，均上诉，后市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怎会这样？原本我只准备浏览一下这则消息，现在要认真看看了！小斌父母索赔的依据是什么？原来，广东省中小学生每年有一项体检费，小学生每年收31元，初中生每年收25元，而小斌就读的学校，每季度收300元，而又没有尽到定期对小斌进行肝功能检查的义务！进行肝功能检查，不一定能查出“已生肿瘤”或“肝癌晚期”，但你收了高价医疗费，又没有对患有“小三阳”的学生定期检查，于是，学校的这一“死穴”，被小斌父母抓住了，校方怎么申辩，也无济于事，这是自己不懂法规的结果，那10万余元，就当买个教训吧。
我觉得，此案例除了起到惊醒作用，也会带来恶果：以后孩子在校期间病死了，家长也可以以各种理由向学校索赔；当然，各中小学的领导也会学乖的，你的孩子有“小三阳”或其他慢性病，对不起，我们不能收，学校不是医院，孩子病死了，我们负不起责任。实在不能不收，校方也会与家长签订“生死状”，或其他的条款，以防后患。到那时，害了孩子，也害了家长……
也来看看此例：此例也发生在中山市。7岁的小学生小肖在寄宿学校宿舍不慎滑倒，摔伤头部，造成十级残废，对事故的责任和赔偿的认定，家长和学校各执一词，小肖的父母一审获判七成的赔偿还不服，还要提出上诉。学校当然也不服。2016年1月14日，市中院宣布二审判决，法院认为学校没有尽到教育管理的职责，应承担全部的责任，赔偿受伤学生10万余元。
以前的寄宿生，在学校时也有摔倒受伤的情况，是否都要学校负全责？但如今不同了，真的是要学校负全责了。法院如此判决，肯定有依据。这只能告诉学校的领导，尤其是寄宿学校的领导，你们除了要对学生加强教育和管理，还要求神拜佛，保佑千万不要出现不幸的事件；你们还要准备一大笔的钱，随时应付受伤学生的赔偿。当然，这案例也让家长们放心了，不必为子女购买意外保险了，子女在学校里受伤或死亡也不要紧，学校总有教育和管理的漏洞，总要负全责的。
还有一案例，很有趣，真要说说。杭州方林富炒货店店主方老板曾作广告宣传，称自己的店为“杭州最优秀的炒货店”。本来，国人吹牛之风久矣，从大跃进的“亩产万斤”到如今的“统计数字”，方老板的“最”字也不是现在才使用，文革时期，不仅“最”，连“最最最”也满天飞，也不见谁去处罚，听者还美滋滋呢。更何况，方老板的炒货，的确货真价实，可能真是杭州最好的炒货店。但是，如今，方老板却获得一纸罚单，被罚20万元！事情一出，方老板肯定喊冤，一般民众亦惊讶和不解。但是，工商部门也并非乱来，却是有法可依。原因何在？原来，坏就坏在那个“最”字上！原来，国家颁布了一部《广告法》，方老板肯定没有看过，《广告法》其中第9条规定，不得使用“国家级”、“最高级”、“最佳”等用语；第57条规定，有如此行为之一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发布广告，对广告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得，工商行政执法人员拿着《广告法》这几条罚你20万钱，你还有何话说？
上述诸案例，也是一堂堂深刻的普法课。号召组织人们学法，大家不一定感兴趣，不一定热心，但是，“小闫案”“小斌案”“小肖案”“老方案”……则可以让人们警醒。过去我们不讲法，或有法不依，现在进入法治社会了，大家从上述诸案例中吸取教训吧。对于普通公民来说，知法守法，方可保得平安，方可保钱财不失，方可远离拘留所与监狱！
2016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