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陈毅——你是活生生被气死的啊
悼陈毅：将军百战建奇功，结友邦交四海中。今夜雷鸣星火灭，悲歌一夜五洲同。（1972年1月）
（一）1972年的元旦，中国人民过得舒心一些，因为在三个多月前，祸国殃民达四年之久的林彪反革命集团被彻底摧毁了，尽管还有江青集团仍在作恶，但毕竟中国的天空上已出现了一线曙光，中国的民众热切盼望能有正常的政治局面，能过上好一点日子。
1972年来临了，其时我仍在那间半死不活的砖厂，过着既劳累又无聊的生活。但不管怎样，每天早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半小时的新闻联播节目，乃是雷打不动的。1月6日（也许是7日）早晨，当我们打开那半导体小收音机后，忽然，一阵哀乐声响起，我心里一颤抖：谁逝世了？……收音机里响起哀乐，那是党或国家领导人逝世的信号，一般人是不会有这种殊荣的。自1966年“文革”开始后，似乎还没有响起过这种哀乐，当然，这期间，也有党和国家领导人逝世，如刘少奇、贺龙等，其实在1969年已被迫害至死，只不过他们已被剥夺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头衔，成了十恶不赦的阴谋家、野心家，不仅没有奏哀乐的待遇，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而一般民众并不会知道。
那天早晨，久违了的哀乐长鸣，回荡在清冷的雷州半岛的山林之间，使我的心不断地往下沉，往下沉……当播音员以低沉的嗓音说出“陈毅同志”四个字时，我的脑子轰的一声炸开，随即整个人呆住了，嘴上喃喃道：“陈毅，是陈毅-……”
1972年1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逝世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猛将如云，十大帅、十大将、五十七上将等，各自各精彩，各有各辉煌，光说十大帅，包括林彪，都是传奇式的英雄，令人肃然起敬。如果说，一定要从十大帅中选出两位最有风度、最COOL的元帅，那么，我只能挑贺龙与陈毅了。有关贺龙
，容后再谈，这里只谈陈毅。
（二）陈毅，四川乐至人，1901年生。1919年，18岁的陈毅赴法勤工俭学。1921年回国。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了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1928年与朱德领导湘南起义，率部上井岗山与毛泽东会师。在井岗山时期，曾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及政治部主任、红六军政委、红三军政委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时，因伤留在赣闽，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任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新四军代军长等。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等。从以上的简述，我们就可以感受到陈毅元帅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人们亲切地称他陈老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毅所担任的重要职务上文已提及，其中，尤其使得他大出风头的，是他担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建国后，原来外交部长一职由周总理兼任，后周总理辞去此职，即由陈毅兼任。外交部长，顾名思义是管外交的，是和外国打交道的，自然，接待、出访的机会就多，上镜率也就高。当年的陈老总，身材魁梧，常穿着一身
白色的制服，头上戴着一顶礼帽，脸上戴着一副墨镜，手上拿着一根STICK，从容而略带肃穆地登机下机，那种仪容及风度，迷倒国人。那时还不兴偶像崇拜，实际上，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就有陈老总。
1963年12月中旬到1964年2月底，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了亚非欧14国。这次访问历时72天，行程十万八千里，在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处处留下了周总理和陈老总的足迹。这次14国之行，是我国历史上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活动，在三十多年前，亚非许多国家还是非常弱小贫穷，14国中有10国是非洲国家，更是刚刚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新中国作为一个解放了的大国，首次派出国家领导人对他们进行访问，此行在亚非大陆产生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在那72天之中，陈老总的仪容变化更多，除了穿着汉民族的服装，他还不时穿上所访问国家的民族服装，参与当地的民间活动，如缅甸的泼水节等，我们可以从报纸的照片、从后来放映的纪录片中，看到他那亲切、爽朗、诙谐的音容笑貌和高大、威武、健康的身影。
（三）陈老总虽是行伍出身，但他多才多艺，他围棋下得不错，积极推动我国的围棋事业，因而在1962年11月中国围棋协会成立时，被推举为名誉主席。他大力促进中日围棋交流，因而在1963年9月，被日本棋院及日本关西棋院赠予名誉七段的称号。他喜欢戏剧，尤其关心京剧和川剧的改革。他喜欢文学，会写旧体诗，打倒“四人帮”后，我们中学的语文课本就选了他所写的《梅岭三章》，写得气壮山河：（其一）“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其二）“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其三）“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取义成仁身后事，人间遍种自由花。”。还有“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写得酣畅潇洒；“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又正是他一生高风亮节的写照。
陈老总还有一次精彩的表演，那就是在1965年9月。当时，外国的反华势力组成了反华联盟，并妄图侵犯我国的领土，陈老总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召开了一次大型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他在会上的讲话全文，我不可能记得了，但还记得他震惊中外的怒吼：“我们等候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说到激动时，似乎把帽子往桌上一摔，露出了一头怒发，那举动，用现在的话来形容，就是“酷毙了”！我们现在也经常看到我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无论男女，他们似乎都是发言机器，脸上的表情看不出喜怒哀乐，所以陈老总那经典镜头，虽几十年过去，仍历历如在目前。
（四）就在陈老总召开那次著名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半年后，即1966年5、6月间，“文革”爆发，一群
平日难以上镜的人物冒出来了，如林彪、江青、康生，如陈伯达、叶群、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王力等，而人们熟悉的无限热爱的一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包括陈老总，不知什么原因明显受到了冷落，即使上了天安门城楼，也总是灰溜溜地被安排站在远离毛泽东的右边，仿佛给国人以暗示：这是一群右派！
随着运动的深入，象陈老总那样耿直正派的革命家，不可能不受到“造反派”、“红卫兵”的冲击和迫害。其时我在广州，在各大专院校及中山路、人民路等闹市区，就已看到了批斗陈毅的大字报，
还有，从北京不时传来批斗陈毅的消息，心中感到不安。到了1967年4、5月间，又看到了满街贴着“反击二月逆流”的大字报，内中更有陈毅的名字，但真正的情况无从知之，只有等到“文革”结束后，才能从各类文章中得知详情。
“文革”开始后不久，在林彪一伙的唆使下，北京街头就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德、贺龙等的大字报，陈老总就说：“虽然没有人选我当老干部的代表，我也要为老干部说话。如果说，我们的解放军是在‘大军阀’‘大土匪’领导下打仗的，怎么能解释人民解放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但过了不久，陈老总自己也被北京的“造反派”组织批斗了。周恩来尽力保护老干部，在批判陈毅等人时，他都亲自到场陪着，以便随时加以保护。在一次批判会上，陈毅站起来发言，按当时的规矩，手拿“红宝书”，高声道：“翻到二百七十一页。”在会场一阵沙沙的翻书声和突然的静息之后，陈毅又高声道：“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宝书”只有270页，也根本没有这句话，当“造反派”觉得受了愚弄，正要哄闹时，周恩来出来证实毛泽东确有此话，“造反派”才罢休。
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周恩来5次接见了外交学院的“造反派”，说服他们不应再揪斗陈毅，但“造反派”不答应；周恩来于是劝说陈毅，带头作个检查，以便早日脱身，但陈毅也不肯。最后，他还是被周恩来所感动，从国家大局着想，同意用这个办法求得“解放”。1967年1月24日下午，在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安排了一次群众大会，会上，陈毅宣读了经周恩来亲自修改定稿的检查，成了第一个被解放出来的副总理。
然而，一个月后，陈毅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1967年2月中旬，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会议室里，在周总理的主持下，召开当时负责党、政、军日常工作的领导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碰头会议，讨论“抓革命，促生产”的问题。会上，围绕着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该把老干部统统打倒等几个问题，包括陈毅在内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怒火喷涌，拍案而起，同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等阴谋家、野心家进行了反击和搏斗。在会上，陈毅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斥责道：“这些家伙上台，要搞修正主义！”又告诫大家要记取历史的教训：“延安整风时许多老干部被整过，抢救运动搞错了许多人。”
这一场大义凛然的斗争，被林彪、江青一伙“恶人先告状”，告到了毛泽东那里，不明真相的毛泽东发怒了，林、江一伙趁机发起“反击二月逆流”运动，1967年4月1日，北京成立了“批判陈毅联络站”，陈毅又遭到批斗。此时，又
是周恩来挺身而出，明确表态：“不同意打倒陈毅！”并在批斗会上陪着，保护着陈毅。8月11日，中央文革再次策动召开批判陈毅大会，会上，突然挂出“打倒陈毅”的标语，狂叫“打倒陈毅”的口号，周恩来愤然退场，同时命令警卫保护陈毅离开会场。造反派又要拦截陈毅的汽车，要冲到人民代表大会
堂批斗陈毅，周恩来当即表示：“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反击二月逆流”运动，幸得毛泽东后来有所醒悟，被制止了，但陈毅也从此失势，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九大，他只能当选中央委员，未能进入政治局。
（五）唉，回顾这些三十多年前的历史，真令人悲愤欲绝！古今中外，大概也没有一位总理为保护一位副总理而如此的艰难；耿直坦荡、爱憎分明的陈老总，遭遇到如此的劫难，眼看着党
和国家的灾难，又怎能不气结于心内、病从忧愤生？1970年5月起，他已感到身体不适，但他仍坚持工作；1971年1月16日，他腹部剧烈疼痛，到医院诊断疑为阑尾炎，开刀时，医生发现：陈老总患的是癌症！接着，做了6个多小时的大手术！周恩来无比悲痛，亲自安排他的治疗及休养。但毕竟癌病如虎，不久，陈老总病情恶化，又不得不进行了两次更为复杂的手术。而值得庆幸的是，陈老总能在生前，即那年的9月13日后，能得知林彪自我爆炸，摔死在蒙古温都尔罕！他又精神抖擞地工作起来。他写下了一百多页的重要材料，在老同志座谈会上，他带病作了长达几小时的批判发言，怒斥林贼的罪行。
1972年1月6日，刚过70岁的陈毅，在北京逝世，除“四人帮”及其党羽外，正直善良的人们无不感到悲伤。1月10日，陈毅追悼大会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为何会“隆重举行”？原来，在追悼会开始前，人们发现，一个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革命公墓礼堂，他，就是毛泽东！“文革”开始后，毛泽东从没有出席过任何人的追悼会（以后再也没有），这次他的突然出现，使得这次追悼会的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其本身的含义。除了与陈毅有一定的私人感情外，大概毛泽东是要以此行动，安慰安慰那些遭受林彪迫害了几年的老战友们。在和陈毅家属的谈话中，毛泽东连声称陈毅“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说道：“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
在这次谈话中，毛泽东还谈到了邓小平，将他与刘伯承并称，说他是“人民内部矛盾”。聪明的周恩来，马上抓住这一重要信息，当场示意陈毅的子女，将毛泽东对邓小平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小平的早日“复出”广造舆论。
可以这么说，陈老总以他的死，为中国那阴沉的天空换来了一线曙光。
陈老总，我们永远怀念你！
六、斯诺——笔下的英雄，大多被打倒了
悼斯诺：西行漫记说毛周，陕北高原战地游。促进美中重对话，君今猝去使人愁。（1972。2）
（一）1972年2月15日，正好是中国农历的春节。远在欧洲小国瑞士的日内瓦湖畔的一座屋子内，一位67岁的美国人埃德加.斯诺病逝了。中国的报纸报道了这一消息。
斯诺这个名字，现在的青年人未必知道，但在当年，他是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白
求恩等外国友人一样享有盛名。他与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当然，他与我，肯定是毫无关系的，我当时不过是一位24岁的身处雷州半岛农场的广州知青，除了“牛鬼蛇神”，我已卑微得不能再卑微，斯诺逝世了，我却写一首诗歌悼念他，这真是一个可笑的举动！我有这样的资格吗？我有这样的必要吗？的确，我既无资格也无必要，但我有的是时间，有的是闲情。而且，我正需要题材来练习写诗，斯诺的死不一定“使人（我）愁”，但我也要“为赋新诗强说愁”；再者，当时在农场，小学以上文化的老工人没有几个，大概谁也不会管我写了什么；更重要的是，我写的并不是反动的内容，我心安理得。于是，就出现了上面那首并不成熟的所谓悼亡诗。
不过，如果说我和斯诺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也不够准确，其实，我知道斯诺，应是在七、八年前。在“文化大革命”前，在广州新华书店的书架上，就摆着一本叫《西行漫记》的书，某天，我拿着那书，站在书架前，一看就近一个小时。后来，觉得不好意思，再加上那书又别具一格，让我了解到许多中国革命的历史事件，不可不收藏，于是，我就把它买了下来，成为了我书架上经常翻阅的一本书。
（二）1928年，美国人埃德加.斯诺来到了中国，他当时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纽约《太阳报》和伦敦《每日先驱报》特约通讯员。1929年，他应孙中山之子孙科的邀请，在中国各地游历。1933至1938年，他在北平燕京大学任教。1936年6月，斯诺带着一部电影摄影机和一部照相机，在北平火车站登上了一列破败的西行列车。斯诺此次西行，完全是出于新闻记者的冒险和猎奇，目的地就是属于共产党的“红色世界”——陕甘宁根据地。那时，红军刚刚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经历了万水千山来到了这块尚能够立足的黄色的贫瘠的高原土地。红军是一支什么样的军队？红军的将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又是些怎样的人？红军怎么走过那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到了陕北后都做了些什么事？……这些，都是斯诺非常希望知道的事。
他在陕北，遇到的第一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就是周恩来！他和周恩来谈了两天两夜。五年没用过英语的周恩来，还能用英语与之交谈，使斯诺第一次领略到周恩来的风采和魅力。之后，斯诺在陕北根据地，广泛地进行采访，从共产党的领袖、红军的将领到普通的战士和农民百姓。斯诺被这块地方的这么一群特殊的人深深地吸引了，感染了，于是，他写出了《西行漫记》一书，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的人民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传奇人物和大量的战斗故事。我也是从这书中读到毛泽东，读到周恩来，读到朱德，以及彭德怀、贺龙、林彪、杨尚昆、肖克、徐向前、陈赓、王震、李克农，甚至还有贺子珍等。
（三）1941年，斯诺回国。1942年至1946年二战期间，作为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军事记者赴世界各地采访。后受到美国反动势力的迫害，1960年移居瑞士。斯诺一直想亲眼看看新中国。几经波折，他终于在1960年获准以作家身份重返中国。可惜我当时尚年幼，还未懂得关心国家大事，不知斯诺的中国之行有什么活动。
在这次访问中，他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接见，并与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会面。在5个月的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中国十多个省市的工厂、农村、学校、医院、部队、监狱，并同工、农、兵、学、商、少数民族、资本家以及犯人代表70余人直接交谈，还采访了末代皇帝溥仪。斯诺表示，20年不见，中国完全变了个样，其变化范围之广、速度之快令他惊讶。访问后，他写了《大河彼岸》一书。据介绍，该书真实全面地介绍了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在他的笔下，新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群众支持政府，建设热情高涨，藏族人民已摆脱黑暗的农奴统治，实行了民族区域自治。斯诺在书中澄清了西方的一些谣传，同时也指出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和困难，但他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
《大河彼岸》一书我没读过，如果书中真的写到“新中国到处欣欣向荣，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群众支持政府，建设热情高涨”等，就不大确切了。因为当时正值1960年，是中国三年经济困难中最困难的一年！到处都闹饥荒，饿死人，可以说是斯诺来的不是时候，如果前两三年或后两三年来，是可以这样描写的，但1960年，则绝不是“欣欣向荣”的。不过，1960年比起斯诺呆在中国的二、三十年代，毕竟是进步了很多。
1964年10月，斯诺又一次来中国访问。这回，他来得就是时候了！中国经历了三年的经济困难，国民经济得到了调整和恢复，全中国真的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就在斯诺来访的时候，中国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在当时，这是一个震撼世界的大事，是新中国日益强盛的体现，它打破了美苏的核垄断，使美苏都感到不安。中国的原子弹爆炸之日，又恰好是苏联的领袖赫鲁晓夫下台之时，更是大快人心。中国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在国内虽已宣布，但具体一些细节还属绝密，而周恩来则把爆炸的照片提供给斯诺，由斯诺带回西方世界，这又是对斯诺的特殊待遇。由于我当年还年少，斯诺这次访华似没有什么印象。
（四）斯诺第二次访问新中国的第二年，中国大地一场大动乱开始了。远在瑞士的斯诺焦急地注视着中国国内形势的发展，他急切要求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他要亲自去看一看他所牵挂的这片大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1970年8月，斯诺携夫人洛伊斯，实现了他的第三度访问新中国的愿望。这次，我就有清楚的记忆了，因为斯诺夫妇访华的情况，不仅报纸有报道，在纪录片里也能看到。尤其是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斯诺夫妇在周恩来的引导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斯诺又成为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不但见到了毛泽东，还见到了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林彪。对于林彪被定为接班人，斯诺是大惑不解的，他曾对人说：“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
在这次访问中，周恩来在百忙中几次会见了斯诺，与之详谈。我不知道，斯诺有没有向周恩来等问起刘少奇，问起邓小平，以及彭德怀、杨尚昆、陆定一、谭震林、贺龙、罗瑞卿、王震、肖克、肖华等陕北时代就认识的朋友，那些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的红军将领们，如今安在哉？如果问到，好象“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吗？”“邓小平是走资派吗？”这样的问题，恐怕周恩来也难以向这位外国老朋友解答得清楚。10月19日晚，73岁的周恩来与即将去外地参观访问的斯诺在人民大会堂又作了一次长谈。两人谈到健康的问题时，斯诺说：“你多年来担负这么重的责任，现在还要担任更重的责任，但却不显得老。”周恩来说道：“不能只从表面上看。因为睡得少，我的健康减弱了，近四年心脏有毛病。在身体方面，文化大革命把我打败了，所以要打球蛋白了。”这几句貌似平淡的说话，其实饱含着悲愤，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的周恩来在一位外国人面前说出这样的话，可见他内心的压抑是多么的沉重！对政治颇为敏感的斯诺是听得出来的，但是他也难以把这样的“独家新闻”公诸于世，他只有暗暗同情和叹息。
斯诺离开中国以后，国际事态发生很大的变化，中国寻求与美国关系缓和，双方经过秘密接触后，促成了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于1972年2月访问中国。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有斯诺的一份贡献。斯诺准备在尼克松访华前再到中国，采访这次历史性的会谈。可是，1971年10月，他被检查患了晚期胰腺癌，不得不住进了医院。夫人洛伊斯想到了中国，给住在北京的外国友人马海德写了一封信。很快，斯诺接到了周恩来的亲笔来信，还转达了毛泽东和邓颖超的问候。周恩来决定把斯诺接到北京治疗，1972年1月22日，一个包括马海德在内的中国医疗小组在大雪纷飞中从北京飞到了日内瓦。但斯诺的病情已恶化，他的身体已承受不了长途的奔波。2月8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黄华，受周恩来嘱托赶往日内瓦，转达毛泽东、周恩来等老朋友的诚挚慰问。2月15日，正好是中国农历的春节，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好朋友斯诺永远闭上了他的眼睛。
根据斯诺的遗嘱，1973年10月19日，他的部分骨灰安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斯诺和中国的故事，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少有的几件洋溢着人性温情的事件之一。1980年，我又买了一本三联书店出版的《西行漫记》，售价1元3角；二十多年后，一部反映斯诺的电影在中国拍摄并公演，这就是《毛泽东和斯诺》，但我并没有看过。
七、 谢富治——怎知你是奸臣啊
悼谢富治：长征万里驱狼虎，抗日烽烟斩寇仇。岁月和平防敌特，功劳传颂在千秋。（1972.3）
（一）上面这首诗，是悼念一位叫谢富治的人。年轻一辈，恐怕都没有听过这个名字，而上了年纪的人，不可能不知。上了年纪的人看了上面这首诗，又肯定会怒火中烧，痛斥我忠奸不分，竟然为林彪死党谢富治歌功颂德！
的确，
此文写到这里，要不要谈谈这一首？我犹豫了。在我那本发黄的“诗集”中，的确有这么一首诗，我完全可以把它改一改，改成怒斥谢贼的内容，以显示我当年是多么的英明而富有远见。然而，我想，自欺欺人，这又毫无意思了，要么不谈此诗，要么就以历史的面貌，回忆当年自己的愚昧无知，并反映当时那人妖颠倒的年代，以及愚民政策的恶果。
在陈老总逝世两月后，又一位军政界大人物逝世了。1972年3月26日(或27日），我同样是身处农场的一座砖厂，应该也是在那个早晨从我们那部小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了阵阵的哀乐声，认真听听广播员讲的内容，知道是谢富治于26日逝世了。谢富治在1970年后已少露面，我当然并不知其详，但他毕竟是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又是解放军的上将，我素来对那些开国将帅十分敬重，虽然不久前发生了林彪事件，惊悉林彪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元帅将军也会犯上作乱，但几个月过去，并没有什么文件把谢富治也牵连在内，而我身在边疆地区，又如何得知上层的内幕？即便我于1968年之前身在广州大城市，经历了两年多的政治风雨，但那时实在是忠奸难辩，因而谢富治是人是鬼，我怎么得知？于是，我也尽信报上及悼词中对他的“歌功颂德”，把他当作好人。
我当时身在农场，没有什么精神生活，只有以写诗为乐，而可写的题材又不多，有大人物死了，固然抓住不放，吟哦几句，以充实“诗集”，谁知如此一来，就留下了这么一首值得回味的“悼亡诗”！诗中的第一、二句容易理解，是写他长征和抗日的功绩，第三句有点费解，但如果知道他解放后长期
担任公安部长，那也好办，就是写他这方面的功绩。这首诗是“绝句”，只有四句，已用去三句，只得结尾了，因而，他在文革中的“功绩”没法写，正因为如此，也救了我一命，不然，我现在看着，真会无地自容！如果从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这诗的前三句还是赞得没有错的，谢富治的确是个对革命有功的人，不然，他何以被授予上将军衔？
（二）湖北省的黄安县，地处大别山区，显然是个很穷的地方。穷则思变，共产党闹革命，穷人肯定云集响应。1929年，20岁的穷小子谢富治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时期参军的有陈锡联、王建安，王近山、罗厚福等，二十年征战而打不死并立有战功的，到了1955年授军衔时都当上了将军，黄安一县就有61人，黄安被称为“将军县”，“黄安”也改为“红安”了。
1931年，谢富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之后，谢富治因作战英勇而职务不断上升，二十四五岁就当上了红四方面军师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等。1935年随红四方面军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任八路军129师772团政委、385旅政委、太岳军区副司令员和代司令员。抗战胜利后，他任晋冀鲁豫军区太岳纵队政委、第四纵队政委。1947年7月与陈赓率领由晋冀鲁豫野战军四纵、九纵和38军组成的陈谢集团挺进豫陕鄂，配合野战军主力挺进中原。
谢富治之所以出名，原因会多方面，但其中有一条，他的名字曾与大名鼎鼎的陈赓连在一起，而且又不时出现在当时无人不读的毛泽东选集上，这就是“陈谢大军”四字！
在解放战争前期，人民解放军中有两支“大军”十分出名，而且容易混淆，那就是“陈粟大军”和“陈谢大军”。“陈粟”指陈毅和粟裕，陈毅在上文中已有记述，而粟裕，曾任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解放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和总参谋长，1955年授大将军衔。“陈谢”，则是指陈赓和谢富治。陈赓，更是个传奇人物，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第二次东征时任国民革命军连长，因战事失利，背着总指挥蒋介石跑了几里路脱险。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他的“救蒋反蒋”成为美谈。曾任二野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曾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授衔大将。谢富治能够和陈毅、粟裕、陈赓的名字连在一起，当然是他的荣耀，不过，也算得是实至名归。1955年解放军授衔，顶级的十位授予元帅衔，次顶级的十位授予大将衔，还有57位授予上将衔，解放军中那么多著名的指挥员，能被授予上将也十分不容易，而谢富治就获此殊荣。
解放后，谢富治曾任昆明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云南省委第一书记、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在文革以前，公安部长是个很起眼的角色，经常见报，而我也不得不承认，文革前的社会治安是十分良好的，未闻有车匪路霸，未闻有黑恶势力，未闻有买凶杀人，未闻有拐卖妇儿……这当然和当时的政治气候、社会风尚有关，但也应该给公安部长记一功吧。如果谢富治是1966年而不是1970年就检验出患了癌症，那么，他的一生就会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然而，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比他的癌症早几年爆发了。
（三）文革的爆发，使得林彪上了台。按道理，追随林彪的应多是他的第四野战军的老部下，而事实也是，黄永胜是四野13兵团司令员，李作鹏是四野43军军长，邱会作是四野45军政委等。当然，并不是原四野的部下都能让他拉过去，如陶铸、肖华、刘志坚等，因不肯顺从他而被打倒；而谢富治，在土地革命时期，是红四方面军徐向前的部下，抗日战争时期，是129师刘伯承、邓小平的部下，解放战争时期，同样是刘、邓的部下，从没有跟随过林彪，然而，在文革开始后，谢富治却不知怎的上了林彪
、江青的贼船，而去打击过去的上司徐向前、邓小平，以及朱德、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人一旦被权力迷住了心窍，那就什么不可理喻的事都做得出来，谢富治正是这样！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凭借林彪、江青的看重，升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在1969年4月，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他又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还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当然，在文革中，他也为林彪、江青集团卖力，制造了许多令人震惊的大冤案：
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久，身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却鼓吹“造反派”去冲击接管公安机关，继而煽动“砸烂公、检、法”，很快，全国的公、检、法机关处于瘫痪。
1966年12月，谢富治又在江青、陈伯达的动议下，起草了一个《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简称“公安六条”，其中规定：“攻击、诬陷伟大领袖毛泽东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公安六条”成了镇压人民群众的一把屠刀。
1967年11月，天津破获了一起“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传单案，此案证实是一人所为，但谢富治却说：“这个案子根子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那些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真、彭德怀、贺龙、罗瑞卿、陆定一、安子文……”他一口气点了几十人的名。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谢富治提出要把刘少奇“交给广大革命群众公审”，并诬蔑邓小平“伙同和包庇刘少奇干了大量的反革命活动”。他多次说，“对刘邓陶要作拼死斗争，坚决打倒”。他还指名道姓地诬陷朱德、叶剑英、李先念、陈云、李富春、陈毅、徐向前、聂荣臻等一大批老革命家是“旧军阀”，“犯下不可饶恕的反革命罪行”等等。
1969年1月的一个晚上，谢富治把一批绝密材料送到林彪住处，在林彪、叶群、江青的面前全部烧毁，目的是为了掩盖江青不光彩的历史，保护江青。
1969年6月，谢富治伙同陈伯达，把原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诬陷为“国际间谍”，由此牵连无数。
（四）上述所举仅是数例，当然是我后来才得知，不然，我怎会写诗“悼念”他？如果谢富治身体健康，继续干下去，还不知会再制造多少冤案！1970年，他被检查出患了胃癌，于是不得不住院治疗，而且一病不起，到了1972年3月26日，他终于死去了。
由于他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又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所以他的追悼会的规格肯定不低，悼词也尽是“歌功颂德”，可惜我现在一时查不到当时的资料，说不清追悼会的情况。
古语有云：“盖棺定论。”然而未必，谢富治就是一例。他死后8年，到了1980年，中共中央根据他在文革期间所犯下的罪行，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并撤消悼词。他的骨灰盒，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骨灰堂中移走，覆盖在骨灰盒上的党旗当然也被拿走。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确认他在文革中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的阴谋活动，把他定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6名主犯之一，因他已经死去，不再追究刑事责任。
唉，这个谢富治，害得我留下一首令我羞愧的诗，既然党中央可以在事后撤消他的悼词，那么，我也在此郑重地宣告，我也撤消对他的悼诗，只是把它当作一件历史文物，用作谈古说今而已。我继而又想，如果谢富治也象陈赓那样，在1966年之前就逝世，那么，他的“一生真伪复谁知”？
八、贺龙——如果当年不参与南昌起义……
悼贺龙：数年不见君，原是早离魂。贺总何其惨，今朝忆故人。 （1974．10）
（一）1974年9月，其时我在雷州半岛的农场。大概9月中旬，我回到家乡阳江探望父母，在家乡住了一周后，我陪同父母一起到广州，而我们此行的目的地，则是南京。其时，我的二哥、二嫂在南京工作，要接父母到南京小住，我是负责护送他们两位老人家上路，当然，我也可以作一次江浙之游。
我到南京后，得以饱览南京这座古城的名胜，着实大开了眼界。10月的某一天，大概我是从二哥那里得到了一个令我感到震惊的消息：中央要给贺龙平反！6年来，我一直生活在一个边疆小村寨，对于国家大事尤其是中央的政治斗争，的确知之甚少，连声名显赫的贺老总已被林彪、“四人帮”迫害至死多年，也不知道，所以，当我得知贺龙能获得平反，确实悲喜交集，当时，便写下了上面那几句诗。
那几句诗，实在是写得不成样子，然而，在当时，还能再多写些什么呢？贺龙，是贺龙，赫赫有名的贺龙元帅啊，就那么不明不白地死去了，而且还是已经死去了五年之久！是夜，我躺在床上，透过窗户，望着天上的繁星，我所知道的、贺老总的一些生平事迹，隐隐约约，断断续续，在我的眼前浮动着……
（二）湘西小县桑植，很不起眼，没多少人知道，但自从出了个贺龙，它也就出了名。桑植我当时没有去过，现在也没去过，不知那里的风土人情、山光水色如何。1996年5月21日，人民日报上有一篇散文，标题就叫《桑植》，作者彭学明。文章写到了桑植的山和水，如果作者不是有意夸张的话，桑植的山和水当是十分美好的，我在此不妨引出两段：
“这些山，实在是城里任何一个公园所不能比拟的，随便一块石头、土块，都比城市公园的妩媚。自然的灵性，使山上的一草一木都活泼、生动。山是四季常绿的，花是四季常开的，绿和花，永远是山上青春的笑脸，在树影间灿烂。在天子山上，我们看到，山全是一根一根的，象雨后春笋，群峰挺立，万木竞秀，疑是支支遗在山谷的画笔。那山太美得朦胧、绿得诗意了，以至于无数前来写景的画家不敢做画，写诗的诗人不敢做诗，只能呆呆地望着群峰连声赞叹。
你看，那些水象从神话里钻出来一样，完完全全的绿。翠绿，碧绿，嫩绿，祖母绿。这似乎不是水，而是一河翡翠，一河碧玉，一张巨大的绿叶，一匹修长的绿缎，或者是一只绿色的眼睛。这是明净本质的绿，这是羞羞答答的绿，这是欲罢不能的绿……”
1896年，贺龙就出生在这清山绿水之中，出身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十几岁开始，贺龙就和乡里人赶马运盐。地处湘鄂交界的芭茅溪，是通往湖北、四川、贵州等省的交通要道，官府在此设立一个盐局税卡，盘剥盐商小贩，人称“阎王局”。1916年，反袁护国运动兴起，年仅20岁的贺龙，在一个夜晚，领着20多名穷苦弟兄，手提菜刀，攻破捣毁了有十几名税警驻守的“阎王局”，于是，就有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
自此，贺龙追随孙中山，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曾任县讨袁护国民军总指挥，湘西护国军营长，靖国军团长，四川警备旅旅长、建国川军师长。1926年，贺龙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第二十军军长。
1927年7月中、下旬，对于贺龙来说，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最重要的转折点。继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武汉的汪精卫政府也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南昌，准备发动武装起义，而此时，贺龙的二十军正开到九江。当时，贺龙并不是共产党员，他完全可以倒向汪精卫、张发奎一边，这关键的时刻，决定着贺龙的政治去向。7月28日早晨，在南昌市城西的二十军军部，周恩来拜会了贺龙。这是他们的第一次会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将中共要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贺龙，并劝导他加入这一正义的行动。贺龙对共产党有一定的认识，他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就是共产党员，贺龙深明大义，痛恨蒋汪背叛革命的行为，他紧握周恩来的双手，斩钉截铁地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就这样，贺龙接受了共产党，接受了周恩来的劝导，毅然率部参加起义，并担任起义军的总指挥。不久，贺龙又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贺龙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处于最低潮的时候加入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引路人和见证人，他们的革命友谊也从那一刻开始缔结。
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周士第的第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朱德的第三军教导团及南昌市公安局两个警察大队，彭湃领导的广东农军等，不过两万余人。由此可知，贺龙当时掌握的部队是最多的。共产党的元帅将军，有不少都参与和参加了南昌起义，如朱德、刘伯承、叶挺、叶剑英、聂荣臻、陈毅、林彪、陈赓、周士第等，可以说，在南昌起义时，他们的军衔职务，都没有贺龙的高（中将军长），尤其是那林彪，当时不过是个连长罢了！
南昌起义失败后，贺龙回到了桑植，很快，他又开辟了一片红色的土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红二军、红三军军长，红二、六军团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等。1935年，他率领红二方面军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抗日战争时期，贺龙担任八路军120师师长，晋西北军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贺龙担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兼晋绥野战军司令员，西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等。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担任西南军区司令员，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三书记，不久调往中央，担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委主任。在党的八大，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1955年，贺龙被授予元帅军衔。
贺龙为中国革命以及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所立下的丰功伟绩，那是举世共知的，用不着我在此详叙，我倒想特别提及，贺龙对于中国体育事业的巨大贡献。
（三）1952年1月31日，新中国的国家体委成立，贺龙及原粤军将领、十九路军军长、爱国民主人士蔡廷锴分任正副主任。之所以让贺龙出任国家体委主任，是因为贺龙除了会打仗，还热衷于体育运动，他担任120师师长及西南军区司令员时，他手下都拥有一支响当当的运动队尤其是篮球队。旧中国的体育，不必我说，众所周知，不仅一穷二白，而且“东亚病夫”的耻辱之名成了中国人的代名词。贺龙兼任国家体委主任后，发愤要把新中国的体育事业搞上去，当年，我们经常可以从报纸的图片以及纪录片中看到他观看体育比赛时那威严而亲切的形象，尤其是他那富有特色的胡子，更为他的形象增添了令人难以忘怀的风采。
经过贺老总的辛勤努力，数年之后，中国便涌现了吴传玉、戚烈云、穆祥雄、陈镜开、黄强辉、郑凤荣、陈家全、容国团、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邱钟惠、林慧卿、郑敏之、侯加昌、汤仙虎、陈玉娘、梁小牧、张宏根、年维泗、张俊秀、李淑兰、陈祖德、倪志钦等等一大批各个项目的优秀运动员，中国运动员也能破世界记录，得世界冠军，国际体坛为之刮目相看，一雪“东亚病夫”之耻！当然，对于体育运动，他也有许多遗憾，如他就感叹地说过：“三大球不上去，我死不瞑目！”后来，我国的排球、篮球包括女子足球都有了起色，都上去了，惟独男子足球还臭着，不仅贺老总“死不瞑目”，广大的中国球迷也“死不瞑目”。
如果中国的建设沿着正确的轨道发展，那该多好！然而，我非常不愿意提到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贺老总遭到了无妄之灾！
（四）1966年夏天，在中国各个城市的街头，都可以看到许多“爆炸性”的新闻。在某一个早晨，我就在广州的中山五路闹市区中，看到了揭发贺龙要搞“二月兵变”的大字报，并说贺龙是土匪出身，还是个大军阀，列举了多条罪状。这消息当然是来自北京！对于这样爆炸性的新闻，人们只能半信半疑：贺龙为什么要搞兵变？凭什么去搞兵变？……如果说，一般人不了解内情，无法判断真伪的话，对于毛泽东来说，一位数十年来与自己出生入死的战友，被人诬陷搞兵变，对此应该嗤之以鼻吧。然而，当时的毛泽东，已认为“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我感到要出问题”，而这个“二月兵变”正是揭露出来的“问题”，他还能有清醒的头脑吗？！
原来，“文革”开始后，被林彪视为眼中钉的贺龙，便被他们一伙诬陷为“黑线人物”，“要篡党夺权”。之后，康生、江青分别到北京师范大学和清华大学诬陷贺龙调兵搞“二月兵变”，煽动学生以及国家体委的“造反派”造贺龙的反。12月底，周恩来以身体健康为由强制贺龙“养病休息”，把贺龙及夫人薛明安排在钓鱼台住。1967年1月，形势更加混乱，贺龙随时会受到冲击，周恩来不放心，于是，1月11日凌晨，把贺龙夫妇接到自己家，住在西花厅的前厅。周恩来在力挽狂澜，日夜工作，贺龙在周恩来家受保护，有劲使不出，有冤无路诉！那情景，感人至深又催人泪下！
在贺龙夫妇遭迫害的时候，他们的儿子贺鹏飞也被传说得如青面獠牙的恶魔，我在广州时也不时听到有关他的消息。
然而，就是这样的方式也不能安全地保护贺龙。1月19日夜，周恩来与贺龙谈话，周恩来说：“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任。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有两派，也不安全，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休息。”分手时，周恩来紧握着贺龙的手，说“你先走吧，到秋天我去接你。”此情此景，何其哀痛，与四十年前南昌起义前夕周贺的第一次会面情景，真是天渊之别！而且这一别，竟是他们的最后的诀别！
20日凌晨3点，周恩来派杨德中把贺龙夫妇秘密护送到香山的象鼻子沟一处平房院落，由警卫战士保护起来，并不时派杨德中与他们联系。
林彪一伙到处打听贺龙的消息，得知贺龙的下落，又要揪斗贺龙，都遭到周恩来义正词严的回绝。1967年国庆节后，贺龙发烧病倒，周恩来指示即送301医院（高干住的医院），但遭到江青的反对，只好送到267医院。出院后，贺龙仍回到象鼻子沟。林彪一伙将贺龙列为专案审查对象，加紧从政治上进行迫害。到后来，连周恩来也难以保护他们。
贺龙在山沟里又住了一年半，终于在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死时73岁。一代元帅去世时，只有一条白色的床单覆盖着他那魁梧的身躯，而他的遗体是被秘密火化的！当时的报纸上，并无只言片语，以致国人并不知道他们敬爱的贺老总已离开尘世！我上面所写的那些“内幕”，当然是打倒“四人帮”后才披露的。
（五）1974年9月，在林彪自我爆炸三年后，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其时我正在南京，所以得以较快知道。
又过了半年多，1975年6月9日，即贺龙被迫害致死6周年的时候，也是邓小平出来工作，政治形势有点好转的时候，中央举行了“贺龙骨灰安放议式”。那天，周恩来抱病参加。事先，邓颖超给薛明打电话，说：“总理也许来，若来了，你们双方要控制些感情。”薛明把邓大姐的话告诉亲属，和儿女刚进休息室不久，就听到休息室外周恩来的声音，他大声喊道：“薛明，薛明啊！”门被推开，周恩来走进来，薛明迎上去，周恩来紧紧搂着她，声音颤抖地说：“薛明，我没有保住他啊！都6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够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眼泪簌簌地流了下来。薛明激动地说：“总理，我感谢你对我们全家的关怀……”就再也说不出话了。这时，贺龙的女儿贺晓明走过去，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抬起头来，缓缓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顿时，整个休息室里一片哭声。其后，周恩来在贺龙的骨灰盒前，连续鞠了7个躬，并代表中央为贺龙致悼词。这是周恩来生前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上述的情景，我当然也是后来才得知。我想，除了“四人帮”之流，谁听到了不动容，不痛彻于心？写到这里，我似乎已无话可说。我只能想，贺龙悲剧，为什么会发生？是不是一定会发生？以后还会不会发生？……我忽然又想到，贺龙革命四十年，死得冤固然可悲，他们打下的江山，却让陈希同、胡长清、成克杰之流享受，这恐怕更加可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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