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母苏母 与刘母

                                    观潮

    范母何人?乃东汉范滂之母;苏母何人?乃北宋苏轼之母。不同时代的两位母亲,何以连在一块写?灵感来源于《宋史.苏轼传》。

   在公元1047年,在四川眉山,有一位学者叫苏洵,其时38岁,但功名未立,不得不抛下妻子程氏及10岁的儿子苏轼、8岁的儿子苏辙在家,独自到外地游学。程氏通文墨,便负起了教育孩子的重任。苏轼年少聪颖,母亲所授之书,所论及的兴衰成败道理,他都能领会其要旨。

   又是一个寂静的秋夜,程氏在油灯下朗读并讲解东汉的《范滂传》,读到动情之处,不禁慨然叹息。坐在一旁聆听的苏轼,忽然问道:“母亲,孩儿如果象范滂那样做,母亲你会同意吗?”程氏一怔,想不到10岁的孩子提出如此严肃的问题。但她很快回过神来,语气坚定地说:“孩子,如果你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不能成为范母那样的人吗?”她一边说着,一边深情地摸着苏轼的头。

  范滂和范母,又是什么样的人?范滂是东汉时人,曾任汝南太守属官,因参与反对豪强和宦官的斗争而遭受迫害,被逮时,觉得对不起母亲;但其母深明大义,说:“你现在能够与大名鼎鼎的党人李膺、杜密齐名,死又有什么遗恨的?!既然有了美好的名声,再要求长寿,怎么可能同时兼得呢?”由于有了母亲的谅解和支持,范滂义无反顾地与祸国殃民的宦官集团作斗争,最后死于狱中。

  这两位母亲虽不同时代,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教导自己的儿子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要从事正义的事业,即使为正义的事业而牺牲,也是死得其所,死而无憾。这本来是父母教育子女最基本的课程,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又并不是每一位父母都能做到的。当今世上,独生子女居多,父母疼之怜之,无所不用其极,我们会语重心长地教导他们要读好书,要考出好成绩;我们会絮絮不休地告诫他们要保护好自己,事不关己避之则吉;而教导他们要有是非观念,爱憎分明的,恐怕不多;教导他们要敢于与坏人坏事作斗争的,恐怕更少。有些父母,本身就是活生生的反面教材,粗言烂语、飞短流长、赌博欺骗、贪污受贿,却又奢望子女纯洁健康,有所成就,岂不难哉?

  苏轼因有一位良母,所以后来他为官也正直清廉,多为百姓谋利益,别的不说,光是他当徐州太守时的一次抗洪表现,就不亚于当今“李向群”之类的英雄模范,今录其事于下:

  徙知徐州,河决曹村,泛于梁山泊,溢于南清河,汇于城下,涨不时泄,城将败,富民争出避水。轼曰:“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驱使复入。轼诣武卫营,呼卒长曰:“河将害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卒长曰:“太守犹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率其徒持畚锸以出,筑东南长堤,首起戏马台,尾属于城。雨日夜不止,城不沉者三版。轼庐于其上,过家不入,使官吏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复请调来岁夫增筑故城,为木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庭从之。(选自《宋史·苏轼传》)

    一位太守,在抗洪斗争中身先士卒,住在河堤之上,过家不入,肯定是难得的。苏轼能够在从政和文学上都有所成就,又怎能不给他母亲记上一功呢?

    罢范母与苏母,近日看到了一则古文,又认识了一位母亲,姑且称之为“刘母”。

     《宋史》有刘安世传。刘安世,字器之,河北大名人,从学于司马光,后官至起居舍人、左司谏、左谏议大夫等。在古代,当一名谏议大夫,专挑皇帝及其他臣子的毛病,是不大容易的,是要有一定勇气的。刘安世初得任命此职时,也不敢受命;即使受命,也要想好一条退路。结果,他想到一条什么退路?找了一个机会,他到了母亲的房间,对母亲讲了一番这样的说话:“朝廷不以安世不肖,使在言路,倘居其官,须明目张胆,以身任则,脱有触忤,祸遣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辞,当可免。

     这段话并不难理解,只是“明目张胆”一词,当时为褒义,现在变成了贬义而已。大概意思是:当谏官会得罪皇上,如果真的得罪了,我就要搬出母亲您老人家作挡箭牌,因为皇上正提倡以“孝”治天下。平心而论,刘安世的这个请求并不太过分,做母亲的,也没有理由不帮这个忙的。然而,刘母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她说:“不然,吾闻谏官为天子诤臣,汝父平生欲为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当捐身以报国恩。正得罪流放,无闻远近,吾当从汝所之。”这段话也好懂,但如果我们能深切体会,则一位深明大义而又真正懂得爱子的母亲形象,就会跃然纸上!刘母并没有答应儿子的请求,而是教育他应该当好这个谏官职务,倘若得罪要流放,无论远近,我做母亲的,都会跟着你去!

     有这样的话,有这样的母亲,刘安世还有什么后顾之忧?传记中记载:他“于是受命,在职累岁,正色立朝,扶持公道。其面折廷争。或帝盛怒,则执简却立,伺怒稍解,复前抗辞,旁侍者远观,蓄缩悚汗,目之曰‘殿山虎’,一时无不敬慑。”刘安世能够尽忠尽职,并获得"殿山虎"的美誉,获得同僚的“敬慑”,这除了他自身的素质之外,显然和他有一位深明大义的母亲是密不可分的。

     我们有些官员之所以犯罪,除了自身的素质之外,也和他们的亲属,包括父母的溺爱、妻子的贪念、亲戚的包庇有关,如果他们身边都是一些正直无私、深明大义、时时督促和鼓励他们的人,相信他们要犯罪也不那么容易。有感于此,我也情不自禁,在赞完“范母与苏母”之后,再写上几段,赞赞这位难得的“刘母”。

        (此文刊登2006年4月19日《中山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