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宝祥先生古今谈

 

诗歌写“焚书” 宋代扬州大珠和洞庭神蚌
钱塘苏小是乡亲 聪明的裁缝
闲话和珅 忽然想起了“贪泉”
煤驼御史和鹅鸭谏议 摸棱宰相
庆以地 慧远法师与庐山东林寺
横波夫人 周癫和朱元璋
有感于岳飞和文天祥不再是民族英雄 清朝的大炮
   

 

 

诗歌焚书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一手导演的悲剧,目的在箝制天下人的思想,延长秦皇朝的寿命。可惜它的统治,连头带尾也只是维持了短短的 15 年,便倾覆在农民大起义的浪潮中了。秦帝国的暴亡,原因非常复杂,与焚书坑儒实在并无多少直接关系,但后代文人做诗,总爱拿这件事来弹弹唱唱,讥讽一番。这也难怪。是读书人的命根子,你把书焚了,他们今后怎样谋生呀?文人们对暴君的那份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古诗写焚书,最著名的一首,可能是唐代章碣的《焚书坑》:
          
竹帛烟消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时还没有纸,也没有在帛上写字的习惯,字是要一刀一刀刻到竹简上去的,这就是所谓字跟在字后,作用主要是陪衬。祖龙专指秦始皇。山东一语概念上不同于今日的山东省,它是指除秦国之外,由其他六个国家所统辖的广大地区。倒秦的核心人物陈胜、项羽、刘邦等人,都是楚国人,国境在今日湖北省内,当然也算在山东之列。焚书的后果,按诗人的说法,是关河虽在,而帝业已虚。葬送暴秦的人物,原来并不是秦始皇所日夜担心和顾忌的知识分子,恰恰相反,却是他不曾措意的一群大老粗。陈胜是典型的农夫;刘邦少时浪荡乡里,贪财好色;项羽一介武夫,读书不成而学剑。这伙人与书本都绝无缘份,而最终竟由他们来领导灭秦潮流,这无疑是赢政生前死后,都绝对不曾想像过的事情。原来不读书五字,普通而尖刻,极尽挖苦之能事。
          
清初的陈恭尹有一首《读秦纪》:
          
谤声易弭怨难除,秦法虽严亦甚疏。
          
夜半桥边呼孺子,人间犹有未烧书。

            
这诗的构意与《焚书坑》相反而相成。章碣强调反秦的都是不读书的人,这诗则特别点出天下还有未烧尽的。诗的后二句隐括了张良在圮桥巧遇黄石公,对方传授他《太公兵法》的故事。谤声句出自《国语》,意谓统治者强迫人民装聋扮哑是容易的,而平抑人心的怒火却极为困难。怪有意思的是虽严亦甚疏一句。当日焚书坑儒的政策十分严酷,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   翻译过来就是:私下里议论《诗》《书》的,要斩首示众;赞美古代、非议当朝的,要诛灭九族。而不料百密之下,竟有一疏,留下了专门教人抢江山的《太公兵法》,而且又偏偏落到对秦国有深仇大恨的张子房手中,你说奇也不奇?讽刺也不讽刺?张良谋刺秦始皇失败,被全国通辑,本来罪不容诛的人,却顺顺当当地溜到刘邦那边去了。虽严亦甚疏云云,其事有本,其语有味,其讽刺力与刘项原来不读书一句,可称旗鼓相当。孺子即指张良。黄石公向张良传授兵法一事,在《史记》中描写得非常神奇,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留侯世家》。
           
以上二诗,一唐一清,讽刺角度不同,内容却同样深刻有力。
          
另外,记得有一个清代的人,也写过一首关于焚书的诗,题目可是忘记了。诗是这样的:
          
焚书只是要人愚,人未愚时国已墟。
          
中有一人愚不得,又从黄石读兵书。

         
这诗的立意与陈恭尹的《读秦纪》相近,只是文字较为拙朴,诗理似欠顺畅,功力稍逊。再者,在宋人《六朝事迹编类》一书中,录有杨修 ( ) 的一首七言诗,讥讽秦始皇迷信风水,凿断钟山的龙脉,残忍地要让未来的真命天子统统未活先亡,断子绝孙。此举虽为斩草除根之策,却也未能保证秦的子孙坐天下到千代万代。诗的内容不写焚书,而构意则和上面三首相类,也很有趣,可与焚书诗对读。诗云:
         
一气东南王斗牛,祖龙潜为子孙忧。
        
金陵地脉何曾断?不觉真人已姓刘。

        
字作动词用,读第四声,意思是坐江山,称帝。自孙权的东吴开始,连续六个朝代都建都于金陵,甚至到了十五世纪的明代,朱元璋还曾一度驻跸南京,这些事实,无情地打破了秦始皇一姓独帝的美梦。可怜秦始皇只威风了 12 年,却要承受后代中国人二千多年的冷嘲热讽,设身处地地替他想想,真是何苦由来 !


 

宋代扬州大珠和洞庭神蚌
                                                     
                      


          
北宋嘉祐年间,距今已经 1000 多年了,在扬州府地方,曾经有过一颗巨大的。这起初出现在天长县的水域中,继而向东北方向移动,转入甓社湖,又转入新开湖。这可不是一颗普通的珠,而是一颗来历不明的极端神秘的珠。它的存在,持续了有 10 多年,就是说,在约 10 年当中,它是不时现身,始终不曾消失的。当地居民和路过此地的外乡人,如果运气好的话,就都有可能见上它一面。这珠露面的时候,常常是安静地飘浮在水面上的,像一条船。可是它的形状,却与船形根本不同。它像是一个大蚌。当它的嘴巴张开时,里面会有亮光发出,随着嘴巴的越张越大,亮光也会跟着逐渐增强,最后,当嘴巴张到有半张席子那么大的时候,这光便凝聚为一团只有拳头大小的极强光,人的眼睛根本不能正视它。这时候,附近十里以内范围的林木,都会被它的光茫笼罩。在光的边缘部份,还会出现一片红色,远看去就像是一团野火在燃烧。这珠是活的,它能飞翔,从一处水域迁移到另一处水域,对它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当时把这的情况记录下来的人,据我所知有二个。一个是邵伯温,另一个是沈括。邵伯温说,孙觉在中进士之前,曾经住在高邮,常在一处郊外别墅讲学。一天拂晓时分,忽然发现有光从窗外射入,他觉得很奇怪,便和同舍的朋友沿光追寻。约摸走了有 20 里路,看见一处湖面上飘浮着一颗其大无比的珠,从珠上发出的强光,竟把远近照得如同白昼。射入他们居室的光,相信就是从这珠发出来的了。一个叫崔伯易的,大概就是孙觉的同行者吧,为此事专门写了一篇《感珠赋》。孙觉中进士之后,任官河南主簿,常对人说起这件怪事。至于沈括,他的记录比邵伯温详细得多,他说,这颗珠存在了 10 多年,现在已经消失无踪了。樊良镇是大珠往来的必经之地,行船的人来到此地,往往维船系缆,逗留它几个日夜,希望一睹这神珠的庐山真面。那地方原有一个无名亭子,由于长期成了水客们候珠的落脚点,因而被人戏称为观珠亭   。沈括的话见于《梦溪笔谈》卷 21 ,读者可参看。

          
我们知道,在正常情况下,珠蚌之类是不能飘浮的,它们的嘴巴张开来,也决不至于有半张席子那么大。在黑暗之中,珍珠可能会有微光,但不可能发强光,尤其是决不可能发射出那种可以照亮方圆一二十里的极强光。还有,蚌类动物在水底的移动,其速度可能还远不及陆上的蜗牛,平凡如蚌,供人食用尚且不免,又怎能修成瞬间千里的大神通?真令人百思不解。这珠还有一点与众不同的地方,即它的出现与消失,是有反复性的。它存在了 10 年, 10 年间不时地现于人眼,因此,它不同于那种一朝亮相,再永无回头,根本使人无法查证的瞬时现象。从这蚌的状形、运行速度和能发强光这些特点看,这东西颇近于自 20 世纪 40 年代以来,一直困扰着人类的那种不明飞行物体——UFO

我不敢说这扬州大珠就是飞碟,但也同样不敢说它就是成精的珠蚌。因为即使真有所谓日久成精的事,如昔日雷峰塔所镇压着的青蛇、白蛇一样,也未必可以成精到如此惊人的地步。值得注意的是,在北宋范致明所著的《岳阳风土记》中,也有一则关于神珠的记载,作者说,从前洞庭湖中有过一个半张席子大小的巨蚌,这蚌在深夜里常采取侧立 姿势,乘风往来烟波间,中吐巨珠,与月相射,渔夫们以为那是真蚌,千方百计寻取,却始终不能如愿,后来就人间消失了。范氏的记录,与邵、沈二人同出一辙,使人怀疑这神蚌会不会就是扬州大珠。洞庭与扬州,虽然隔着千山万水,但对于能够乘风往来的神物而言,这远距离就决不是问题。廿四桥游罢,再登岳阳楼,想不到蚌呀珠呀这类低等动物,还真晓得风流快活呢。
         
每逢碰到这种事情,抱正统观念的人,其反应大抵就是摇头,可惜摇头并不总能解决问题,也并不总能证明摇头的人全身都是科学。作为人,邵,范、沈三位,可能都有资格归入老实人的行列。邵伯温是理学家邵雍的儿子,理学家传统上不好言怪。范致明曾贬官岳州,如果不是身历目睹,就是从当地父老口中得知此事,谅非虚造。至于沈括,更是公认的古代杰出的科学人材,夸夸其谈不是他的天性。要否定他们记录下来的这桩怪事,必须,一,证明这三个宋代人,从眼睛到耳朵到头脑都不正常;二,证明他们的材料只是先后袭用,属于以讹传讹一类;三,找到同时代的直接的可靠的反证。然而,千年以上的陈事旧闻,真要弄个水落石出又谈何容易?在缺乏真凭实据的情况下,强辩说此事实有,固然无谓;而轻蔑地嗤之以鼻,亦属非智。疑则阙之,老祖宗这态度可能最符合科学精神。

 

钱塘苏小是乡亲

 

 

自古文人多情,诗词当中时常歌咏到一些美丽的女性。其中如杨玉环、王昭君、赵飞燕等人,事迹较为清楚,写起来自然有根有据。但另外有些古代女子,我们连她生活的年代都不能确定,更无庸说她的详细事历了,而诗文作者却一样的舞文弄墨,歌之咏之。苏小小便是这类人物中的一名。苏小小,习惯上也省称苏小,有人说她是晋代人,有人说她是南朝的宋代人。她的名字,最早出现在《玉台新咏》中,那里头有一首《钱塘苏小歌》,全诗只有四句,二十个字:
            
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
          这是一首写男女欢会的诗歌,表现了一种对自由爱情的热烈追求。诗中所说的西陵,后人解释说就在钱塘江的西岸。从隋、唐时代开始,歌咏苏小的作品多起来了。张祜《题苏小小墓》、白居易《杨柳枝词》、罗隐《苏小小墓》、以及李贺的《苏小小墓》,就都是佳作。而关于苏小的事迹,在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中,说得最为详尽。他说,苏小小是钱塘名妓,不但容颜秀美,而且富有诗才。她有一个姐姐,叫做盼奴,与太学生赵不敏相好。赵氏家境贫穷,盼奴经常周济她,直到他学有所成,到襄阳去做官为止。由于盼奴名在妓籍,不能跟随他,二人便这样分手了。三年之后,赵不敏死在任上。临终,他把不多的个人物件分为二份,一份给他的弟弟赵某,一份留给盼奴,同时示意他弟弟,盼奴的妹妹是个好女子,有可能就和她交个朋友。赵某去到杭州,找到在当地做官的一个族人,托他寻找盼奴。可惜盼奴这时已经因相思死去,而其妹苏小则为了一桩官司,正在监狱里服刑。赵氏族人把她叫来,说,你骗取了商人的一百疋绢,现在打算怎样偿还呢?苏小说,这事是我姐姐的错,与我无关,如能手下留情,不但我,就是我姐姐在天之灵,也会感激你的。对方本来有心开脱,见苏小出言不俗,更加喜欢,就告诉她:赵不敏已经死了,留下了若干物件,原是准备给她姐姐做纪念的。说完,他把赵某的一封信交给了苏小。拆开信看,却是一首诗,写道:
      
  昔时名妓镇东吴,不恋黄金只好书。
         
试问钱塘苏小小,风流还似大苏无?

         
是挑情的诗句。所说大苏,是指苏小已故的姐姐。一时间,苏小无言以对。催促之下,她和诗一首:
          
君住襄阳妾在吴,无情人寄有情书。
        
当年若也来相访,还有于潜绢事无?

          
绢事指她现在吃的那桩官司,事情发生在于潜地方,故称于潜绢事。据说,苏小最后从良,嫁给了这位赵某人。(故事见清人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引)
        
郎瑛这故事究竟从何得来?南朝人有这种和诗的习惯吗? 一翻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就知道他搅错了。在田书中,故事的主人公是赵宋时代的名妓苏小娟,郎瑛把苏小娟错当成南朝名妓苏小小了。或者,这竟是梁绍壬自己的错,也未可知。因手头没有《七修类稿》 可翻,不敢肯定。
       
关于苏小小,还有同样不可靠的一个传说。说是苏小自幼父母双亡,一直寄居在姨母家中,后来因生活所迫,做了妓女。有一天出游,认识了一个叫做阮郁的青年人,二人一见钟情,苏小小当即吟诗一首,以示爱慕之意。这诗就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那首《钱塘苏小歌》。这对恋人后来在无媒无妁的情况下成了夫妇。其后不久,阮郁从父命离杭回京,从此绝了音问。苏小思夫心切,竟然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她叮嘱姨母,一定要把她埋葬在西泠,这是她出生和长大的地方。故事是明、清以来才子佳人戏的典型构局,相信也与苏小无甚关系。这样我们说了半天,苏小其人其事还是一个谜,除了名妓这身份可以确定之外,其他方面的事迹恐怕都无从钩沉了。
        
苏小死后埋骨何处,同样众说纷纭。一说在杭州,就在西泠桥畔。一说在嘉庆,位于县署前面。有人猜测,嘉庆的苏小墓,埋葬的其实只是宋妓苏小小(宋代确有名妓苏小小,与我们说的苏小小同名同姓。),而杭州苏小墓,才是货真价实的南齐苏小芳魂歇息之所。又有人争辩说,苏小墓确在嘉庆,杭州的苏小墓是仅为装点湖山而建立的,是衣冠冢,或者干脆连衣冠都没有。眼下且莫论谁是谁非,只知在今日的杭州,位于西湖的西泠桥畔,建有一个六角形的小亭子,叫做慕才亭。人们说,昔日亭内的的确确是有一个苏小墓,亭是为她而建的。此外,我们知道西泠还有秋瑾墓。有人扬言,秋瑾与苏小,一今一古,一刚一柔,凝聚着西湖山水的灵气,把苏小小赶到嘉庆去,有损西湖风物,断断不行。
        
这样,苏小小由一个或明或暗的传说,变成了一个事实,又由一个事实,变成了一个备受崇拜的对象。后世文士在梦中与苏小相逢者有之,以苏小二字指代其所爱者亦有之,和真娘墓、朝云墓一样,苏小墓也早已成了情种们凭吊古今的必临之地。可能受了小小一名的影响吧,唐、宋以来的名姬艳妇,取名时均喜复迭一字,如杨爱爱、李师师、关盼盼、陈圆圆、唐安安、杨六六之类,指不胜屈。唐诗人韩君平有一首《送王少府归杭州》诗,其中有这么一联:吴郡陆机称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 “吴郡陆机称地主,钱塘苏小是乡亲。他亮出陆机和苏小,是把两人作为吴地的招牌菜来使用的。清代钱塘诗人袁枚,号称风流冠世,也是苏小的大拥趸,在一个随身携带、形影不离的印章上面,曾亲手镌刻了七个字。哪七个字呢?就是以下这七个字
——钱塘苏小是乡亲。

 
              

                    聪明的裁缝

                                                                                              

 

一个明朝人在笔记中说,嘉靖年间,北京城有一个裁缝,手艺十分精湛,所裁衣服,长短阔窄,没有不合人意的。当时有一位御史找上门来,请他缝制一套公服。裁缝朝他下跪,问起这御史的经历,御史很是诧异,说:“你只管裁剪去,问这个来干什么?”裁缝回答说:“你们这些做官的人,初入官场时候,一定志得意满,人不但站得直,而且头部往往是向后微仰的,这时候给你们做衣服,就得注意前面稍长,后面稍短。等到你们在官场中混过一段日子后,由于碰过不少钉子,锐气受挫,走起路来,自然不及从前的昂首阔步了,很有可能要回复到从前的状态。这时候给你们做衣服,就得注意前后一样长短。最后,在你们官场岁月的晚期,十之八九已养成了唯唯诺诺的习性,同时由于升迁无望而疲沓慵懒,这时候你们的上半身,一定会因为思想的重负而稍稍向前倾斜,这时候给你们做衣服,又得注意要前面短,后面长。现在我不知道大人你的资历长短,又怎能为你裁出合身的衣服呢?”

古代的裁缝可能没有一个是进士或举人出身的,而这位不读书的裁缝对“官场” 的认识,竟能如此深刻,是令人惊讶的。自古及今,我觉得没有哪一个进士级的人物能和他相比。

有朋友告诉我,他学校里有一位科室人员,刚任某某“长”的那年,奉命去巡视考场。一双手交剪在屁股后面,逐层楼逐层楼地“巡”上去。在三楼监考的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师,无意之中瞥见了这仁兄的倩影,出于礼貌考虑,他朝对方点了点头。某某长先是一楞,继而板起面孔,命令那教师说:“往里头看!”人家向他打招呼,眼睛势必不能再盯着学生,哪怕几秒钟也罢。他喝令人家“往里头看”,自然是一种最典型不过的官训口吻了。两年后,他再次奉命巡考,又碰上了上次那位老教师,讲到目前的工作,某某长一脸苦相,说:“真是这样。……事情并不需要那么认真,许多人其实只是玩着过日子的。认真也没用。”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在部门的“竞选”中失利,于是彻底地看破了红尘,人前人后,上上下下,风凉话说个没完没了,而结尾又总是这么一句:“做人真难,我看透了。”

朋友没有形容到某某长在不同阶段的体态变化,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他要做衣服,最好先联系一下上文提到的那位裁缝,同时请他介绍给其他有此需要的人。有人会问我,刚才说的是官场,怎么一转眼说到学校来了?学校中有无“官场”,我对此素无研究,不过最近听说科学院选院士,都容许候选人通过各种媒体去拉选票了。神圣的科学院似乎也在向官场靠拢啦,学校能自洁其身乎?

 

                 闲话和珅

                                                                               

清代中叶的权臣和珅,满族人,原来是乾隆皇帝的一名轿夫,有一次乾隆急着外出,忙乱中找不到轿上用的黄伞盖,非常生气,责骂从人不力。和珅在一旁附和着说了一句:“我以为管理者难辞其咎”。就是这么一句“普通话”,引起了乾隆对他的注意。看看他的长相,五官端正,腰板笔直,也还相当顺眼。路上,乾隆问起《四书》《五经》中的一些问题,似乎也难不倒这位官学生出身的轿夫。乾隆大喜,以为发现了不世之才,便提拔他当了仪仗部门的主管,不久擢升为三等侍卫。和珅显赫的一生,由此而迈出关键的一步。

 

乾隆四十一年后,和珅的官运达到了顶峰,户部尚书、吏部尚书、国史馆总裁、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等一连串令人眼花目眩的头衔,接二连三地往他身上挂。以乾隆死去的那年为断,和珅专横跋扈的日子,长达二十多年。其间虽然不无短暂失意之时,但总的说来,是左右逢源,步步高升。他儿子丰绅殷德,娶了乾隆的第十六女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君臣关系益加密切。那时和珅地位之崇,气焰之炽,可以用范晔“举动回江海,呼吸变霜露”这十个字来形容他。

 

和珅文化不高,出言粗鲁,但天生聪慧,记性很好,只是由于心术不正,躁于求进,所以一生树敌甚多。可以说,他的一部发家史,就是朝廷中的一部争斗史。

 

早在乾隆四十一年,正当他大红大紫的时候,就被不怕死的御史曹锡宝参了一本,揭发他的管家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矛头佯指刘全,目标实指他的后台老板和珅。和珅线眼多,得到情报之后,迅速销毁了有关赃证,紧接着耍了一招漂亮的回马枪,摇身一变,从被告变为原告,一口咬定曹锡宝纠察失实,犯有诬蔑罪。结果曹锡宝被乾隆叫到热河行宫,受了一番“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的“圣训”,最后案件以曹“革职留任”了结。和珅被公开参劾,这是破天荒第一回。和珅死后家产被籍没,刘全作为他的奴仆,个人资产在二十万以上,这说明了曹锡宝当日的弹章,并非捕风捉影,无中生有,而是有事实根据的。

 

和珅的政敌中,有一个叫阿桂的实力派人物,此人出身于官宦世家,本人官居大学士,而且还是首席大学士,地位一度在和珅之上。阿桂与和珅不和,平时借端分开办公不算,入值时也是从不与和珅靠肩并立的。和珅跟他答讪,他总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有一段时间和珅在军机处设了一处私窝,吃饭、办公、休息,都在里面,与别的大臣生死不相往来。这奇特行为可能与阿桂对他的冷落有关。且不管真相如何,只知道此风一开,军机大臣们有样学样,人人仿效和珅自置“办公室”,从前集体议事的旧规,逐渐成了一纸空文。阿桂虽与和珅矛盾重重,恨之入骨,但终其一生,却未能下决心掉这眼中钉、肉中刺。原因大概是他常年带兵,活动场所多在宫廷之外,无 暇顾及太多的“家事”。再说,他也死的不是时候。他死在和珅倒台前的二年,那时和珅的处境已大不如前,皇帝换马,失宠的阴影正笼罩着他。最后一击的机会来了,而阿桂偏在这时候闭上了眼睛。有一种说法,阿桂之所以长期容忍和珅,原因是他必须照顾乾隆皇帝的面子。因为乾隆直到暮年,还依然保持着他盛年时代那种品格,不喜欢别人质疑他用人方面的正确性。排挤和珅显然会伤他的心。

 

和珅的政敌,除了阿桂外,还有一位地位不低的刘墉,即电视连续剧中所谓的“刘罗锅”。论家庭背景,和珅不如刘墉,因为刘的父亲刘统勋早在乾隆初年,就是颇有名望的大学士了。论个人资历,刘墉则不如和珅,刘是在乾隆退位二年之后才被授予大学士职衔的,比和珅足足晚了十年。说到能力,刘墉其实也是平平。早年较好,晚年则近于庸陋。乾隆曾在上谕中斥责他“不肯认真”、“一味模棱”,又说他“声名亦属平常”,都不像是无的放矢。有时候,刘墉会戏弄一下和珅,用的大抵是搞笑式的手法。例如有一次,他知道和珅要入朝了,就故意穿上一身破烂衣服,在路上等候。和珅的座轿一到,刘墉便迎上前去,纳头下拜。出于官场规矩,和珅当然要回拜了。那时正当一场风雪过后,遍地泥泞,刘墉的衣服湿了一片,和珅新裁的官服也脏得不轻。事后和珅知道上当,在乾隆面前大吐苦水。然而这种案子事实上是审理不清的,故而和其他同类案子一样,也终于没有下文。

 

当时有心与和珅为难的官员,刘墉之外,还有一个谢振定。谢是御史,在一次巡察中发现了一辆在街上左冲右突、旁若无人的马车,打听之下,知道车主是和珅某妾的兄弟,御史大怒,把那人捉来一阵痛打,跟着下令放火烧车。因为这事他被罢了官,而朝野敬重他,称他为“烧车御史”。

 

又乾隆末年,和珅派密探四出打听王伦(一个聚众谋反的领袖)的下落,这些人有恃无恐,每到一处,恶事做尽,地方备受滋扰 。他们来到山东博山县时,被性格倔强的县令武亿扣了起来。事情惊动了山东巡抚,一张状纸告到朝廷, 摘去了武亿的乌纱帽。事后该巡抚心有不安,带同武亿上京谋复官职,见到大学士阿桂,阿桂数落他说:“国家法令,禁止侦缉人员到京师之外胡作非为,你当初何以要治县令执法的罪呢?”

 

毕竟,和珅有乾隆做靠山,中外大小官员对他的打击,对他来说,仅同隔靴搔痒,绝对地无损于皮肉。有心并且也有能力置他于死地的人,那时候实际上只有一个,就是乾隆的第十五子、已经登台为帝的颙琰(即嘉庆帝)。但太上皇尚在,他不便发作。嘉庆四年(公元1799)正月,乾隆归天,和珅跟着倒霉,颙琰在他身上栽了二十大罪,入狱赐死。从查抄清单看,他的家产是以亿计的,委实惊人。有人不无夸大地说,当时中国人的财富,有三分之一是收藏在和珅家里的。

 

和珅此人能诗。正月十五那天,他写了两首五言诗,其中一首说:

               今夕是何夕?元霄又一春。

              可怜此夜月,分外照愁人。

              对景伤前事,怀才误此身。

              余生料无几,空负九重恩。

 

临刑时又有一首七言绝句说:

              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远红尘。

              他年应泛龙门合,认取香烟是后身。

 

虽然忏悔得很真实,很到家,但勾魂使者正徘徊在门外,一切都无补于事了。

 

忽然想起了
                                                                    

             
传说古代广东地方有二处泉水,喝了它会使人贪得无厌,被称为贪泉。这二处怪泉,一在连州,一在南海石门。石门是古时入粤的要道,所以这处贪泉尤其著名。
           
封建时代广东多贪官,人们认为与贪泉有关。最早饮了贪泉水而禁不住大贪特贪的是谁呢?据屈大均说,是汉代的陆贾。陆贾在汉代初年,曾奉命出使南方,册封当时的割据者赵陀为南越王。赵陀喜欢陆贾,回程时自然是赏赠丰厚,总值据说有二千金之多。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专政,陆贾无心为官,遂移家于好畤,变卖了赵陀给他的东西,计分五份,分给他的五个儿子,让他们经营取利。同时,陆贾和他们约定,他要轮流到他们家中作客,每家十天,周而复始。作客期间的生活支出,由每家主人负责。代价是什么呢?是他的宝剑、随从和车子。他已经上了年纪,随时会死去,死在哪一家,就是哪一家的福份,上面的几样东西就全归这家所有。他的宝剑值百金,跟着他出游的侍从有十多人,都能歌善奏,大概还是美女。不用说,儿子们对这笔交易都乐于拍板,陆贾于是享 起了晚年福。汉文帝初年,赵陀称帝,屡次派兵侵扰汉境,陆贾为陈平所荐,再次奉命使粤,结果也很成功。考陆贾一生,两使粤东,并无贪黩痕迹,屈大均何以把他算作广东大贪之始祖呢?细心想去,屈氏的说法,其实大有深意。

              
广东的开发虽然远远落后于中原,但它毗邻大海,得天独厚,除了提供食用的大量鱼类之外,海产的珊瑚、珠蚌、贝壳,更属绝世奇珍,人所艳羡。故自唐宋以来,广东便有天子南库之称。于是乎,人人都想去广东做官了。问题是到广东做官的人,相当一部分都不安分守己,把做官等同于做生意,一年到头忙于打秋风,刮地皮。时间一长,成了传统,几乎无官不商,又都几乎无商不官。官、商混一,与民争利,广东这个官场,于是成了养猪场,和养猪场一样的脏和臭。但人再坏,也有所谓良心发现的时候。贪官们知道贪赃枉法是不对的,便把责任推到贪泉上,说,我本来是不想贪的,只因喝了贪泉水,身不由己了。可恶的贪泉 石门贪泉之所以教人没齿难忘,原因盖在于此。
           
饮贪泉水而变贪,较之于吃猪脑而补人脑的说法更属无稽。近代人挑战贪泉,创造出另一个观念来代替它,那便是高薪养廉。据说,贪污是因为穷,钱不够花,如果人人都有足够的金钱,就可以杜绝这丑恶现象了。发明这理论的人,可真的要多吃点猪脑才行。毫无疑问,高薪可以改善生活,有利于促进人的向善之心,但要说它有根除黩念、禁绝贪风的神力,那可是一千个未必然。一个人是廉是贪,其实主要取决于这个人的精神和道德准绳,而当问题涉及这一层面时,银两的作用便非常有限。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足够的金钱这个概念都是不存在的。因为金钱不单止意味着衣食住行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它在世界上的作用比这复杂得多。比如说,金钱还意味着权力和快乐,而这二样东西却与肚子截然不同,它绝对地是一个无底洞。有了的还想有,富了的还想富。古往今来的大奸大贪,从李林甫、蔡京、严嵩、和珅到成克杰,哪一个的薪水不比平民百姓高上百倍、千倍?他们为什么还要不知厌足地贪呀?唐代元载被抄家,单是胡椒一项就起出八百石;宋代太监童贯籍没时,家中藏有理中丸几千斤。这巨量胡椒和理中丸,其意义首先在于它们是权力和快乐的化身,能吃不能吃,能治病不能治病,倒还在其次。现代社会的巨贾豪商、超星政要,存在银行里的票子,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甚至上亿,相形之下,胡椒和理中丸早已入了小儿科。一个人有了巨款,就等同于有了富贵,有了特权,成了人上人。发财念头之难舍在此,贪欲之难除亦在此,高薪不一定能养廉,道理也即在此。但请别误会,笔者不是加薪的反对派,和一切打工仔一样,我也时刻盼望加薪,最好是每月一次,只是不能保证在加薪之后,永远都和高薪养廉的发明者和鼓吹者那样圣洁吧了。

            
书归正传,在别的官员喝了贪泉水,正在昏昏然贪个不休的时候,晋代的吴隐之作出了相反的一个举动。隆安年中,朝廷整饬吏治,吴隐之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他专程道经贪泉,品尝其水,饮后,作诗一首: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的意思是吮吸。伯夷、叔齐是殷纣的臣子,周武王灭殷,他们发誓不食周粟,逃到首阳山,直到饿死。面对这种道义高于生命的人,事实上即使遍地都是贪泉,又能奈其何?吴隐之用这个典故,来表明自己入污泥而不染的决心。他在广州,常膳是青菜干鱼,部属照顾他,进鱼时剔去骨头,只留鱼肉,他表示不高兴。任满回乡之日,吴刺史不用说是两袖清风、囊橐萧然了。老婆身上带有一片沉香,被他搜出扔入河里,那地方后来被称为沉香浦。他晚年嫁女,还得牵狗卖钱备酒席。到广东做官做成这副寒酸相,可说是自古罕见,不但可敬,抑亦可怜,与宋代包拯在肇庆做太守时不取一砚,同为封建官场上的千古美谈。戒除贪欲,关键在个人的自觉自警。吴隐之和包拯荷包不厚,而皆能见利思义,足证高境界与高薪完全是二码事。清代胡林翼说,刮取百姓一文,自己不值一文。有一首签诗写得更好:
            
天地万物各有主,一丝一毫莫乱取。 英雄豪杰本天生,也应步步寻规矩。
          
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论观骨、看相、论八字,都与英雄豪杰这四字无缘,所以步步留神,循规蹈矩,更是题中应有之义了。话说回来,虽然吴隐之已经用事实证明了贪泉的水和其他泉水一样,饮了都不会使人变贪。但贪泉的存在,仍有它的价值。 因为对贪官而言,贪泉既是罪魁祸首,又是理想的遮羞布。留着贪泉,可以培养更多有良心的贪官。
          
一千多年过去了,石门贪泉不知仍在否?然而我想,即使它依样流水汩汩,经过多元进化的现代人类,对它恐怕也难有亲热感了。毕竟只是一块遮羞布。何况并非任何时代任何时候都需要遮羞布。
          
贪泉之外,传说东莞黄岭地方,古时还有一处廉泉。饮廉泉水会变成好官,不知道粤官们为何不去饮这廉泉水,反省来反省去,只到我本来不想贪,只因喝了贪泉水,欲罢不能为止。不说还好,说了更觉他们无药可救。

 

“煤驼御史”和“鹅鸭谏议”
                                      

        北京自元、明以来,城中居民多烧煤炭。煤主要产自西山。每年九月间,煤炭贩子开始 驾着牛车或驼车前往西山取煤,然后把煤运入城中,卖给需要的人家。
     清代雍正皇帝即位初年,锐志革新,要求大臣们就国家大事积极发表意见,规定:如有身为言官而沉默不语者,有罪。那时有一个满洲籍御史,本属庸碌之辈,但因为身在“言官”之列,不敢不发言,便开动脑筋上了一道奏章,内容是请皇帝严禁卖煤的人横骑骆驼,以免从驼背上 摔下来受伤或死掉。在御史本人,当然是把“横骑骆驼”一事当作重要的军国大事来说了,可惜雍正皇帝并不这样看,所以本子一上,这御史马上便被“炒”了 “鱿鱼”。更为不幸的是,他从此得了一个外号,叫做“煤驼御史”。时间一长,竟连真名实姓都被人遗忘了。
        无独有偶,也是这位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一个叫钱以瑛的知县,被“行取”(清代提拔地方官员的一种方式)进京,也当上了御史。为感谢天恩,兼且显示才华,他迫不及待地也上了一本,谈到目前国家必须紧急办理的三件事:一、请各省赶紧勒令尼姑还俗;二、如果民间女子有年过二十岁不嫁的,请地方官催促其父母,尽早替她物色夫婿;三、贫苦民众常常为了几文钱大打出手,请诏令地方官统计缺钱人数,每人赏他几十文钱,以便于根除这种打斗恶习。没想到雍正皇帝这回脾气同样不好,大骂钱某所言“甚属鄙琐不通”,并且喝令他收拾行李,滚出京城,回家养老去。这钱御史的品性与“煤驼御史”相类,故而结果也相同。此外南宋时代,一个叫赵霈言的谏官,曾奏请皇帝禁止民间屠宰鹅鸭,被同僚戏称为“鹅鸭谏议”。他上言之后,恰逢金国龙虎大王将兵入寇,于是有人开玩笑说:你有龙虎大王,我有鹅鸭谏议,鹅鸭对龙虎,旗鼓相当,足以抵敌,无须恐慌,云云。“鹅鸭谏议”早生了四百来年,从思想渊源看,似是“煤驼御史”的祖宗 。
       后世那些专写应景文章,出言不关痛痒的人,虽无“煤驼御史”或“鹅鸭谏议”之名,照理却也可以归入“煤驼御史”或“鹅鸭谏议”之列。

 

棱宰相
                                        

     读书人大都知道“模棱两可”这个成语,但“模棱”的意思和这成语的出处,却不是人人都知道。
     话要往古时候说。唐代女皇武则天在位期间,有一个文章写得很好的官员,叫做苏味道。此人做过几年宰相,但无甚政绩可言,只有一句话,当时人所皆知,而且一直流传到今天。这名言是:“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摸棱持两端可矣。”这话的精绝处,在于告诫人们说话须不偏不倚,表态须不明不白。这样,不管往后事态如何发展,如何变化,有心人都将抓他辫子不着。相反,如果你把话说绝了,遭人“咎谴”的机会就大了。这无疑是苏某为官多年的经验之谈。因为“发明”名言有功,人们赠给他一个外号,叫“苏摸棱”,或叫他“摸棱手”,因为他是宰相,有的人私底下就叫他“摸棱宰相”。日常生活中,苏味道的确有时“摸棱”得很到家,例如他的弟弟因请托上的问题,常常对他大发脾气,甚至肆口谩骂,他都不怎样生气。然而政治上,尽管他满肚子都是“摸棱”学问,最终却不很成功。他曾经因犯事蹲过牢房,又曾经因为毁坏别人的墓田和非法役使劳力而被御史弹劾,贬官坊州。在武则天时代,他过分靠拢她的亲信张易之、张宗昌等人,致使当时在野的中宗李显深为不满,李显复辟之后,就把他外放到郿州去做刺史了。虽然后来还是被召回长安,但为时不久也就呜呼哀哉了。在死与不死之间,他的“摸棱”技巧当然更是无用武之地。

   “摸棱”一词,似乎未见古人解释过。文字学者蒋鸿礼怀疑它是古人口语“无虑”、“孟浪”、“摹略”的声转,其原始意义略约与今天所说的“大概”、“概略”相近。我们说某人办事从来只是大大概概,不肯认真,这“大大概概”的含义,就很有点接近“摸棱”的意思了。曾经有一个时期,报纸上常有“某人就某事表态,旗帜不够鲜明”之类的句子,这“旗帜不够鲜明”,便同样有一种“摸棱”的神味存在。文献上于“摸棱”二字,还有一种比较特别的解释,说是苏味道当初拜相的时候,有门生问他:“现在国事繁剧,你准备怎样着手处理呢?”苏味道沉默不语,只管用手在那床棱上摸过来摸过去,大概就算是回答了吧。大凡物件上呈条状突起的部位,均可以称为“棱”。摸床棱而不及两面,就是典型的“不偏不倚”的意思了。这个解释很有趣,然而因为是明显的望文生义,所以颇不足征信。
    自古官场中深谙“摸棱”之道的人是相当多的,晚清礼部尚书奎润是其中的一员。他当时也有“摸棱宰相”之目。取笑他的人说,天下的浊气共有十斗,他一个人就占去了八斗。这八斗浊气,固然包含了他外貌上的丑陋(奎润麻面)和举止上的猥琐在内,但更大的部分,应是指他那浓重的“摸棱”味而言。不过有一件事情,似乎可以说明他并非时时刻刻都那么“摸棱”、那么是非不分的。有一年乡试,他担任浙江主考,试后上榜的举子中有一个叫陆寿恬的,某监考官认为“恬”字触犯圣讳(光绪皇帝名“湉”,与“恬”字同音),应该取消他的举人资格。奎润反驳说:“为了一个字而取消人家的资格,不好。倒是地方送考生名单时,应该替他改改名字的。”说完,他提笔把“恬”字抹去,同时在旁边加上一个和“恬”字同音的“田”字。问题于是乎解决。陆寿田还是举人,后来更高中进士,在这件事上他是应该感谢奎润的。
     有人说,做人不妨多点儿“摸棱”气,做官可是绝对“摸棱”不得。我的看法则正好相反,做人万万不可有半分“摸棱”气。因为做人是一辈子的事,至于做官,如果不是终身制,那么多半只是一生中的某段时间而已。当然了,人在江湖,其“心”往往不由自己,当官岁月适时适地地“摸棱”一下,也并不就罪大如天。官场毕竟是官场,有它的游戏规则在,如果事事与它的“传统”倒着干,人家恐怕会说你是疯子。
     末了有一事提醒,假如你还是学生,考试时候千万记得别把“模棱两可”写成了“摸棱两可”,否则,老师手上的那些“标准答案”绝不会迁就你,因为“摸棱”一语中的“摸”字,后来都习惯写成“模”字了,你再顽固地“摸”下去就不对了。

 

               “庆以地”
                                     

     庆亲王奕劻,是清朝乾隆皇帝第十七子永璘之孙。光绪29年(1903)起任军机大臣,宣统三年(1911)初撤销军机处,成立内阁,改任内阁总理大臣。奕劻此人知书识字,做过教书先生,在满人贵族中算是一名读书种子。后来入继为贝勒,又晋爵为亲王。清代封亲王的素来只有两种人,一是皇子,二是八大功臣的世袭子孙,像他这样以贝勒身份而进封亲王的,有清一代似乎只他一人。
    

    奕劻其人昏庸腐朽,让他参与朝政,已十分不妥;再让他负责外交,那危害会更大。偏偏,慈禧太后正是把外交大权交与他。光绪26年(1900),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仓皇出逃,临行任命奕劻为全权议和大臣,“留守”京师,与另一议和大臣李鸿章一起,负责与联军谈判讲和。议和其间,奕劻一如往日般的昏昧庸懦,发言放屁均大失水准。第二年三月,在他们主持下,清政府与联军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该条约共12 款,其中一款是赔偿联军军费,计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连本带息(年息四厘),合共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单此一项,已足使当时的中国元气大伤了。还有,光绪31年(1905)7月,日俄战争结束之后,双方和议,俄国把旅顺和大连港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俄国在光绪24年“租借”了这两个地方,租期为25年)。11月,奕劻、瞿鸿禨和袁世凯等人代表清政府与日本订立了《满洲协约》,无条件承认日本从俄方所得到的各种政治和经济利益。

    由于奕劻在一系列外交活动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尤其是在领土问题上,视土地如礼物,随意转卖赠送,他荣膺了一个很特别的外号,叫做“庆以地”。他所主持的军机处,被谑称为“庆记地皮公司”。有人说,栾劻也割让了台湾,这倒不一定。清政府割让台湾是在光绪21年,那时候奕劻尚未进入军机,把这罪名硬栽到他头上去,恐怕是有点冤枉。
     

    奕劻在当时,名声的确很臭,前后计有三位御史上章弹劾过他。这三位御史,一个叫江春霖,一个叫赵启霖,还有一个叫赵炳麟,时称“台谏三霖”或“三菱公司”,皆因“麟”、“霖”二字同音,“菱”字则与上二字音近。其中江春霖上疏之后,清政府仍一味为奕劻辩护,以至于激怒了整个御史台,有58名御史联名上疏,演出了一幕自古罕见的集体抗议行动。江疏指斥奕劻结党营私,凡其姻亲子侄,密友死党,不论贤愚清浊,一概官袍加身,素餐尸位。事实虽然与御史们所说的相去不远,但最后败诉的,竟然还是那些自以为满肚子正气的御史们,而非奕劻这位皇亲国戚。
    

    他照样威风下去,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他主张起用袁世凯。民国成立后,他避居天津,直到1918年82岁时病死。

       慧远法师和庐山东林寺
                                      

     晋代正觉法师慧远,俗姓贾,江西雁门人。他原来读的是儒家书,也留心黄、老之学。二十一岁出家,师事释道安,是道安门下的首座弟子。公元377年,住在襄阳的道安被军阀苻坚劫往北方,门徒星散。慧远弃师南奔,原想前往罗浮,行到浔阳时,被庐山美景所吸引,于是决计入山,暂时落脚于龙泉精舍。他有一个同门师兄弟叫慧永,在庐山已修行多时。通过慧永,说服了当时的江州刺史桓伊,给慧远建了一处新的道场,位置就在慧永西林寺之东,故称东林寺。自此之后,慧远一心在庐山讲论佛法,三十年间,足迹没有出过山门一步。相传,即便贵客到访离去,他送人也只送到虎溪为止,绝不过界。只有一次例外。那年诗人陶渊明和道士陆修静到东林寺拜访他,三人由于臭味相投,在送别的路上依然你说我说,不知不觉地竟走过了虎溪。据说虎溪是确有老虎的,虎啸声惊动慧远,才知道自己破了规矩,连忙止步。三人于是乎在笑声中道别。后人为了纪念这桩趣事,曾在这个地方建造过一个“三笑亭”。还有人为此事画过一幅图画,名为“三笑图”,图的主人公当然也是以上这三位先生了。

     慧远在东林寺,山又好,人又有名气,碰上当时南北对立,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对做官和致富的兴趣都淡薄了许多,于是各行各界的人物纷纷弃世遗荣,跑上庐山,寻求宗教上的慰籍。那时候追随慧远问学的,有千人之多。其中123人,可能是属于最纯品、最有佛性的一类吧,慧远和他们结成社团,日以继夜地在无量寿佛像前苦修净土业。寺里原有二个水池,一东一西,池中种着白莲,这社团就以白莲为名,雅称为“白莲社”,简称“莲社”。莲社中人,有18人德业最优,与慧远过从也最密。他们中有来自国外的名僧,如陀跋陀罗、佛陀耶舍;有道行极高的和尚,如道生、慧持、慧睿;另外还有当地著名的隐士,如刘遗民、雷次宗、周续之、宗炳诸人。所谓“莲社十八贤”,指的就是这18位高人了。他们的人生取向以及对于佛 的理念,最能代表白莲社的宗旨。

     白莲社中人追求些什么呢?他们追求来世永生净土。净土又称“佛国”、“佛土”“净国”。顾名思义,那是一片绝对永恒、清静、不带任何污垢的世外乐土。晋代以来,以北魏昙鸾法师、隋代道绰禅师、唐代善导大师和宋代省常和尚为代表的的中国佛子,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追求着这样一片乐土。后来甚至连一些读儒书的士大夫,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兄弟,也在为净土论大力鼓吹,推波助澜,成为最热衷于此道的俗家人物。那么,怎样去修炼净土法门呢?一两句话是说不清的,只举一个例子。唐代有一个叫僧衒的和尚,他96岁那年,从道绰禅师处接受了“净土”观念。为了能在弃世之前证悟净土,他每天礼拜一千次,念阿弥陀佛八百万次,这样实践了五年,没有一天间断。在阳寿告终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告诉他的弟子们说:“呀!阿弥陀佛给我送来香衣了;观音和势至菩萨来到我的面前了;跟着他们向前去,那一片就都是净土了。”僧衒是否真的荣践净土,成了净土生灵中的一员,我们就不能确知了。

      白莲社虽然是一个非官方的宗教组织,但是,也不是随便那个人都可以加入的。你想入社,得符合它所开列的条件,所以很难。举例说,谢灵运是当时名震天下的贵族兼诗人,也是官吏,他极想加入莲社,也提出过“申请”,却被慧远拒诸门外,理由是谢灵运“心杂”。心杂的人本来就很难事业有成,而佛门修炼,更忌心杂。谢灵运官瘾十足,为了官的大小老是跟人斗过来斗过去,一辈子不知歇息。在无可奈何的时候,他也游山玩水,借山水洗涤怨气,不过很难说他的内心曾经有过一时半刻的平静。就算他入了社,至多也只能算是半个“社员”。慧远不认同他,不是没有道理的。白莲池的修凿,本来以谢灵运的功劳为最大,就这点而言,他可谓劳而无功。

      与此相反,另外有二个人,慧远极想他们加入莲社,却总不能如愿。一个是上面提到过的陶渊明,那时他居住在粟里山,与庐山非常接近;另一个也是上面提到过的陆修静。这二个都属于那种不识抬举的人物。陶渊明说:你山上有酒我就入社(当年他所以愿到彭泽做县令,原因之一就是那地方有公田,可以种秫酿酒。)。慧远说:可以嘛。等到陶渊明一肚子兴奋跑上山去时,不但无酒,甚至连酒味都闻不着,知道上了慧远的当,禁不住颦眉蹙额,拂袖而返。至于陆修静,不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加入莲社。有可能因为他本身是道士,念得佛来,则炼不得丹,鱼和熊掌不可兼得,自然以不入为妙了。有一种说法,陶渊明其实是入了社的,元散曲中不是有“裴公绿野堂,陶令白莲社”的句子吗?也对。不过唐诗中“陶令醉多招不得,谢公心乱入无方”之说,却也明摆着是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哩。大概,陶渊明之是否加入过白莲社,很早以来就已经是一件浑沌不清的事清了,相信或不相信双方,都有他的理由。千古谜团,这里难于考究。但有一点,入社与不入社,归根结底都只是一种形式,并无碍于三人之间的友谊。不像时下的一些人,动辄喜欢把诸如此类的事情与“面子”问题挂钩,终日芥蒂于心,严重的甚至反目成仇,不象他们,始终还是朋友。

    东晋义熙12年,即公元416年,慧远正觉法师圆寂于庐山东林寺,享年83岁。他毕生所致力的净土法门,一直以爝火微光的姿态,坚守地盘,自强不息。它在邻邦日本,或被称为“莲宗” ,拥有大量信徒,为日本佛界二十宗之一。明、清时代,面对禅宗一统天下的强大压力,净土宗依然在顽强求生,且代有传人。虽然它在中土始终不成气候,但其坚持不懈的自尊自立的精神,却也可歌可泣。慧远法师泉下有知,当可瞑目了吧。

                横波夫人
                                       
     钱谦益和龚鼎孳是明末清初名声显赫的诗人,他们除了都能作文写诗之外,还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点。首先,他们都是主动投降给清朝的明朝官吏;其次,他们各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妾,钱的叫柳如是,龚的叫顾眉。再次,明末国难当头时,对于丈夫的去从,二位女子都曾经有所表示。清兵围城,柳劝钱蹈水殉国,钱说水太冷了,不敢跳下去。李自成陷北京,龚说,他本人原想一死了之,无奈小妾(指顾)不肯。最后一点,钱谦益和龚鼎孳因降清一事名节扫地,却又都各各借助于身边的宠妾而有所补救。
     柳如是人人皆知,这里只说顾眉。说顾眉不能不说几句秦淮河。
     古代南京号称“六朝金粉地”,秦淮河两岸则是它最繁华的地带。明、清之交,风气未改,河两岸河房林立,无数娇娃艳女出没于其间,那称为“南曲”的一区,更是名妓荟聚之地。顾眉原名顾媚,字眉生,是“南曲”中一员,生得娇小玲珑, 艳若桃花,能歌善画不算,文史方面的知识也相当不弱。当时的评分,称为“南曲第一”。
    顾眉的居所取名“眉楼”。眉楼环境清幽,陈设雅致,香烟缭绕、檐马叮当。来往于南京的骚人墨客,慕名而访眉楼的络绎不绝,可以说是天天筵宴,日日笙歌,没有间断的时候。顾眉作为居停主人,从容周旋于才子堆里, 调谐笑谑,诗酒唱酬,极得客人欢心。顾眉在席,人人笑逐颜开;顾眉不在,则人皆闷闷不乐。多事者于是把这眉楼改称为“迷楼”。当年隋炀帝曾在扬州起“迷楼”,用作藏娇之所,此用其意。
    那时被“迷”的人当中,便包括了大才子龚鼎孳。龚氏在明朝末年,已经做着兵科给事中的官。李自成攻陷北京时,他投降给了李自成。南明末期,豫亲王多铎带领清兵渡江,包围了南京城,龚鼎孳跟着钱谦益等人出城“慰劳”清军。因为迎降有功,他在清朝继续做他的官,历任刑、礼等部尚书,二品大员。这个人是货真价实的“一半清朝一半明”,后人都骂他没有骨气。有一段时间,他闲居在杭州,杭州人把他视作“人妖”,人人见了他吐口水。朝野中针对他的风言风语多到数不清。伶人们在台上演戏,看见他在场的时候,往往借题发挥,指桑骂槐,说上几句不堪入耳的话,比如说他要躲避乱兵,慌忙中竟躲到了西湖边秦桧夫人的胯下,碰上秦夫人月事来潮,把他淋了一头一面,只好又赶紧逃往别处。诸如此类。自然,龚鼎孳刚被顾眉“迷”上的时候,并不如此落魄可怜。当时他三十未届,风流年少,满腹诗书。对于顾眉般的才女来说,无疑是有相当吸引力的。长话短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由恋爱”之后,25岁的顾眉成了龚的第二夫人。龚的原配姓董,这女子的思想与丈夫有点不一样,对明朝的感情较深。明亡后丈夫到北京去做官,她一直不肯跟随,而宁愿留在龚的家乡(安徽合肥)守活寡。她曾对丈夫说:“我受过明朝的两次诰封,已经够了,以后朝廷如有恩典的话,就让给顾太太好了。”
     作为明朝臣子,龚鼎孳是大节有亏的,但作为一个人来说,龚氏则自有他的优点。他乐于助人,爱才如命,落难的文士都喜欢向他寻求帮助。在顾眉身上,恰好有着同样的一种好品质。这一男一女的结合,似乎在龚鼎孳方面受到的影响更深。他的“视金钱如粪土”的习性,籍着顾眉的推波助澜,在不断地花样翻新。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妖”形像多少被其人性中美好的一面给冲淡了。龚鼎孳长于诗,上门求诗的人不少;顾眉善画,尤其善于画兰,请她画兰的人也多。她画的兰花,下款多署“横波夫人”四字。“横波”是她的号,和她的姓“顾”字意义上有关联。当时人也习惯称她“顾横波”,或“横波夫人”。
     顾眉跳出了火炕,对秦淮依然一往情深。顺治14年,她和丈夫重游南京,在下榻处接受龚氏弟子的隆重跪拜。其间,她把还留在南曲的姊妹们召来,和她们畅叙别情。
     康熙三年,顾眉去世,享年46岁。她死在龚鼎孳之前,当时来吊唁的人非常之多,车水马龙,连门口都堵住了。吊客之中,少不了有看在“尚书夫人”面上例行公事的人,但其中恐怕也有不少人真的是崇敬她,喜欢她在龚府中所扮演的那种贤妻角色,而特意前来送她一程的。
     顾眉有一个女儿,孩提时死于痘症。其后她盼望有一个儿子,曾经叫人用香木做过一个手脚会动的木人儿,让乳母抱着它喂奶,让保姆抱着它催它大小便,像是照顾一个真的有血有肉的婴儿一样。龚府上下人等跟着她一齐傻,管叫这木头人做“小相公”。然而人算总不如天算,直到弥留一刻,并没有任何儿女在旁为她送终。
    民国初年,南京有一条“顾楼街”,在传说是眉楼故地的一间茶馆上,挂着一副对联,写道:
   
泪海成桑,如此江山奈何帝;
    眉楼话茗,无多风月可怜人。

    联子本身并不特别好,但由此可知那时的民间社会,对顾眉其人还留有印象。
    顾眉的词集叫《柳花阁集》,笔者未见。叶恭绰《全清词钞》中录有顾词一首,调名《千秋岁 送远山李夫人南归》,全词如下:
   
几般离索,只有今番恶。塞柳凄,宫槐落。月明芳草路,人去真珠阁。问何日、衣香钗影同绡幕。    曾寻寒食约,每共花前酌。事已休,情如昨。半船红烛冷,一棹青山泊。凭任取、长安裘马争轻薄。
    有资料说,顾眉原来姓徐,嫁给龚鼎孳之后,就恢复徐姓了,人称徐夫人。她还有一个比较生的名字叫“智珠”。在龚鼎孳的诗文中,则多数称她为“善持君”。

             周颠和朱元璋
                                      
      明太祖朱元璋从自称吴王到定都南京,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前后只用了短短几年工夫。他所以能够迅速地消灭群雄,平定天下,原因很多,几句话是说不清楚的,但首先总与天时、地利、人和这几项客观条件有关,其次,则与人才的多寡、人才质量的高低有关。朱元璋手下的谋臣勇将,相当之多,如刘基,如徐达,如常遇春。他们或运筹于帷幄之中,或驰驱于疆场之上,都建有殊勋,是朱元璋的大功臣。不过,在朱元璋的心目中,还有两个特别一点的功臣,是他认为必须致以谢意的,一个是铁冠道人张中,另一个是姓周的不知名号的疯子,人称“周颠”。这里且说说周颠其人。

     相传周颠是南昌地方人,14岁时出现疯态,他的父母也不大管他,或者是管他不了吧,因此他一直以乞讨为生。从30岁那年开始,周颠经常无缘无故地闯入官府,声称要向当官的“告太平”。“告太平”者,告知太平盛世即将来临的消息也。对于这疯子的行为,没有人能够理解,个个感到莫名奇妙。朱元璋第一次碰到周颠,是在他攻陷陈友谅所盘踞的南昌城后,有一次外出,看见一个满脸傻态的男子跪在路旁,他问左右:这疯子是谁?回答说是“颠人”。当时也没有把这事放在心上。从南昌回到南京之后不久,朱元璋再一次在路上碰到这位颠人,后者固执地表示要向朱元璋“告太平”。和上次一样,朱元璋没有理睬他。然而麻烦的是,从这以后,每逢朱元璋外出,周颠几乎都会在路上现身,而且都不忘向他“告太平”。这无时无刻的纠缠使朱元璋十分恼火,他下令捉拿周颠,把这个傻子倒扣在瓮缸底下,周围堆起炭火,发力狂烧,一连烧了三次,换了三种烧法,却竟然无损周颠分毫。最后 没有办法,来了一着“矛盾下放”,把这怪人打发到当时有名的的蒋山寺去,交由寺僧严加管束。在寺里,这周颠不改其颠,常常和寺里的僧人吵架,争饭吃。 有时争不到饭,发起脾气来,却又半月不食。虽然不食,却是精神如常,面上并无饥色。有一次朱元璋微服到寺察看,又被周颠缠住,向他说些谜语般的猜不透的话,如“你打破一个桶,再造一个桶”“山东只好立一个省”之类。

      不久,朱元璋西征九江,派人询问周颠此行可否,得到的回答是“可”。于是集合战船,千帆齐发,浩浩荡荡沿大江杀向九江。可惜一路上风平浪静,部队欲速不达。询问随军的周颠,是该进还是该退?周颠嘴吐奇语,说:“只管行,只管有风。无胆不行,便无风。”把他这句仙话通俗一下,就是“继续前进便有风,胆小退缩便无风。”结果真如周颠所料,前进路上,微风渐起,越刮越猛,一路顺风,很快地就把船队吹送到了小孤。这时候,一阵莫名的疑忌使朱元璋坐立不安,他意识到了,在凡人世界中,是不应该有周颠这样的人物存在的,而他这位真命天子,有责任中止此人的生命。于是,他命人把周颠带到江边,密嘱他们找个机会,把周颠推入江心喂王八。过了一会,使者和周颠一前一后又走了回来,朱元璋质问使者,何以不把周疯子“置之死地”?“我们无法把他置之死地呀。”使者回答,显得百般无奈。对于朱某人,周颠大概也终于丧失兴趣了。他默默收拾行装 ,要了些干粮和水,籍口漫游天下,便悄然离开了朱元璋和他的部队,从此没有再回来。

     在这之后,平湖南,入浙江,下两广,朱元璋的统一大业,势如破竹,一帆风顺。洪武16年(1383),京师来了一个叫觉显的赤脚僧人,给朱元璋带来了一位住在庐山的“老人”的口讯。僧人在南京逗留了4年,朱元璋因为担心受骗,始终没有接见过他,“老人”口讯的内容,后人当然也就不得而知了。又过了4年 ,朱元璋身患重病,已近弥留,先前那个赤脚僧人这时再次出现在南京,并带来了周颠的神方和两首似乎是歌功颂德的诗。服药当晚,朱元璋病态大减,精神一日好于一日。根据线索,他派人到庐山宣召周颠,但使者空手而回。

    洪武26年,即朱元璋死前六年,他亲自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由中书舍人詹希庾书字,勒石于庐山,以表示对周颠的感念之情。今存庐山御碑亭,位于庐山仙人洞旁边的锦绣峰上。碑上所刻的,就是那篇《传》和对周颠诗的和章。当年运碑上山,颇为艰苦,沿山崖开有山路,后世称之为“运碑路”。   

    曾经真的有过周颠其人其事吗?从身为一国之君的朱元璋乐意为其树碑立传这点来看,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不过由于事涉荒唐,许多人却又不同程度上怀疑这事的可靠性。有些人则认为是朱元璋故弄玄虚,捏造故事,借一个子虚乌有的傻子来神化自己。清初的史学家谈迁就说过,铁冠道人和周颠对国家其实“无毫发之益”,充其量只是“神道设教”的一个把戏罢了。也许如此。然而我们读朱元璋的颠仙传时,却有这样一种感觉,这个皇帝的文章其实是在自揭其短: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要送周颠上西天,火烧不死,又图水浸,用心卑鄙,手段凶残,而其杀机之萌发有时候干脆就是睁着眼睛恩将仇报,与其平生多疑好杀的性格如出一辙。如果说,他所写的一切,目的是要神化自己,那么,他可就是一个道地的钝根人了。难道他会不知道,像他自我描绘出来的的那样一种形象,是无论如何“神化”不起来的吗?他往自己身上猛泼脏水,究竟有何好处?他真的不怕后人耻笑吗?

    在另一篇祭告周颠等人的祭文中,朱元璋说过这样一句话:“今世之人,知幽明之理者,鲜矣!”或者,幽明之理真的是深不可测,凡庸如我辈,也只好到此打住。劝告到庐山读《周颠传》的读者,到时记得要预先深刻地“唯物”一下,以免上当受骗。

     有感于岳飞和文天祥不再是“民族英雄”                       

    我对“大纲”之类从来没有兴趣,完全照它说吧,你会变成录放二用机,不照它说吧,它又像春时林下的的“游丝”,不时碰你一下,使你无法潇洒得来。世俗所谓“高考指挥捧”,其捧何来?盖即来源于高度统一之大纲,所以,对于被称为“大纲”的东西,我们是不能等闲视之的。敬而远之也不对,必须一丝不苟,严格执行,至少在目前,它还是教育界的圣牌,时有参拜和学习的必要。

    但是,看到报道,说是余桂元等人编写的《高中历史教学大纲》,决定把戴在岳飞和文天祥头上的“民族英雄”的桂寇给摘了,改称以“杰出人物”,心里有些话,却觉得不能不说。要说的话很多,总括起来是这么一句:他们肆意打扮历史,是不对的。至于他们以什么理由来打扮历史?《大纲》上有明白交代:
     “……我国历史上的民族战争,是国内民族之间的战争,是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基于这一观点,我们只把反对外来侵略的杰出人物如戚继光、郑成功等称为民族英雄,对于岳飞、文天祥这样的杰出人物,我们虽然也肯定他们在反对民族掠夺和民族压迫当中的地位与作用,但不称之为民族英雄。”

    原来,是因为宋、金战争属于“兄弟阋墙,家里打架”,岳飞和文天祥置身其中,不去劝架却要在火上浇油,加剧对立,涉嫌有“历史问题”,需要降格一等。如果“英雄人物”的地位相当于今天的省长,那么岳飞和文天祥从此以后就只能当当县长,或镇长、乡长,远不如从前那么过瘾了。《大纲》说到上述理由的来源,亦即理由之理由,是主编者所标榜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主编还说到他们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是“科学”的态度,还说,他们是经过了“分析”的。总之,在“主义”指导之下,经过“科学分析”,确定岳飞和文天祥已不够资格做“民族英雄”了,于是将结论付梓问世,用以教育对于那段历史还不很清楚的的年青学人。
    我想,“兄弟阋墙,家里打架”,的确是经常见到的事,你一拳,我一脚,事后有点痛,有点痒,流点血,也属正常,外人说几句,调和一下,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其中一方把对方的鼻子割了下来,对方还以颜色,砍下他整个脑袋,继而追斩他的妻子儿女,这时候,我不知道这对兄弟之间的打架,究竟是不是还只是“家里”的“阋墙”?甚至当公安干警来了,还要骂他狗捉老鼠,多管闲事?我认为,有兄弟在杀人,有兄弟在自卫,这其中必定有是有非,如说这只是兄弟之间的混战,没是没非,那真是对社会公义的无耻亵渎。当然,一千年后,割下的鼻子补上了,砍下的脑袋重生了,兄弟和好了,这是值得庆幸的。即便如此,也总不能说,当初你是不应该自卫的,你因自卫而得到赞扬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为免大伤我心,你不检讨,也得更名。

    我说,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本来就是定局。后人怎样解释这个定局,有他的自由,但籍以解释的事实,却是不能由后人随意改造的。试问,否定了岳飞和文天祥之为民族英雄,辽、金侵占宋朝土地,屠杀宋朝百姓的事实,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惨况,是否就会永沉沧海了?不见得吧?既然不会,哪又何必?民族团结是靠遗忘往事换来的吗?历史教训能从遗忘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吗?对此我深表怀疑,并且以为效果会恰好相反。记得曾有人写王昭君和番的剧本,奉指示要写出豪情,写出民族团结。晃眼几十年过去,不知道成就如何?而据我所知,作者对此事是痛悔不已的,因为他后来明白了,他昔日写下的并非历史,而是改头换面的现代戏。
    对岳飞的意见,其实多年前早已出现。有人提议今后要少提岳飞,免得伤了某些少数民族的心;也要少提《满江红》,不要到处唱“踏破贺兰山阙”。似乎如果一唱起“踏破贺兰山阙”,贺兰山就真的有塌成平地之虞。我说,果真照此办理,那中国就将不再有可述的历史了。辛亥革命以前的二百六十多年,雄踞治人宝座的不也是少数民族吗?是不是说了爱新觉罗氏,就会伤及某些少数民族的心了?元代近百年,是不是照理也得少说?还有西晋时的北方,南北对峙时期的北朝……都要少说,那么搞中国历史的不知还有什么好说!其实,这种心态,说穿了也只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把少数民族仍然视作蒙昧群体,认为非得施舍仁慈,不能挽留其心。这观念真是最最糊涂不过。中国所有民族早就已经长大成人,每个民族都有义务、有责任去了解自己国家的全部历史,他们会为一千年前一个叫做岳飞的将军发誓“ 直捣黄龙”而伤心落泪吗?会上街抗议吗?也许有,但不会是多数。害怕他们伤心落泪的人,我想他不是有了严重神经衰弱,就是患了某种不治的过敏症。他们好像认为某些少族民族压根儿就不需要知道事实,也不可能接受和分析事实,只要给他一点词汇上的甜头,便能哄他安然睡去一样。

    岳飞当年抗金,是以战易战,如果岳飞的理想得以实现,受益的不但是宋室君民,也将包括金人统治区内的广大百姓。这是最明显不过的事实。 打仗要死上百万的人,死的首先是百姓而不是官。结束战争对双方的百姓都有利,岳飞力挽狂澜,且试图乘胜挥戈北伐,其根本目的,不管他自己怎样说,收复失地也好,迎还二圣也好,客观效果都是结束杀戮。谁会因为结束杀戮而不高兴?如说有,那必定是发动战争的人,诸如元颜亮、龙虎大王、兀术四太子之流,要不然,就是借了战争而平步青云、大发国难财的达官贵人,如秦桧家族,以及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
    说到秦桧,又想起一个问题,岳飞不再是英难,哪么秦桧呢?照此逻辑,是不是从今以后,秦桧也不再是狗熊?他竭尽绵力,为民族间的和平奔走,最后东窗事发,蒙冤受屈。听说自宋朝以后,没有一个人敢用“桧”字来取名的。贬岳飞等于昭雪秦桧,《大纲》对于这老大乾坤的老案子,可说是功同再造了,今后用“桧”字命名,相信不应再有禁忌。西湖边的秦氏夫妇,膝头早已跪损,如其有灵,他必定会站起来,说,好,我清白了,从此不再跪了。或者有人质疑,岳飞和秦桧不是双胞胎,贬岳不一定要扯到秦桧身上嘛,岳、秦二人不妨各存其真,各显其美嘛。也对。但我只是担心我们的后辈,从此要走上历史“戏说”之路,说:什么爱国不爱国,岳飞、秦桧,也不过如此而已。今天说岳飞爱国,明天就说他只知爱国,不知照顾兄弟手足了。什么真理不真理?真理是由人说的,谁的嘴大 ,谁就有真理。什么客观不客观?现在的你就是客观,客观产自主观,谁最多主观,谁就最能创造客观。唉!

    《大纲》说到郑成功和戚继光,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民族英雄。我不敢说不是。不过我也清楚知道,郑成功的军事生涯,开始也是属于“兄弟阋墙”性质的,他硬是不服气另一个东北兄弟进来坐庄,由于没能力制止他,才赌气跑到台湾去的,在台湾恰好碰上了“外来民族” 荷兰鬼,于是把他们打了个屁滚屎流,赶出大海,自己则取其位而代之。郑成功之收台,是顺便式的收台,如同搬新家不能不先打扫房子一样,有功,但如果和他的另一名异姓“兄弟”比较,则还略嫌逊色。康熙皇帝玄烨于公元1683年(康熙22 年)一举把郑氏后人和朱氏后人收拾干净,正式把台湾纳入了大清版图,从此台湾孤儿得以脚踏实地,“不再流浪”,其功之巨,似乎更在郑氏父子之上。而且我敢说,如果不是这位有权势的兄弟发了牛脾气的话,郑氏后人很可能会在岛上一直呆到现在,他们的国旗说不定还有些异样,看着不顺眼。但从来没有人承认过这位跟郑氏顶撞了多年的兄弟是“民族英雄”。也许他排行老三,不能和郑老大斗。也许那时还强调阶级分析,他出身不好,轮不上,但现在转而重视“兄弟”情谊了,恐怕不久对玄烨又有新说法了吧?至于戚继光,我知道他除了和“日本仔”打过好几场硬仗之外,还和类似“兄弟”的人驳过火。岳飞扫荡过杨幺,是污点;但戚继光守蓟门,也不无擦枪走火,误伤“兄弟”之嫌。我不明白,戚继光可以做“民族英雄”,岳飞为什么不能?
    虽然,《大纲》已经点出了关键所在,那就是内外有别。然而我始终认为,事情可以有内外之别,真理却应是内外如一的。如果一种真理只有极短的时效性和有限的地域性,那它就不是普遍真理,而是执政者临时制定的政策之类。德国纳粹杀害犹太人,日本兽军杀害南京同胞,恐怖分子撞毁世贸大楼,对于各国人民来说,都是痛心疾首的人间惨剧。如果稍为改动一下说法,例如说德国纳粹杀害德国人,日本兽军杀害日本人,恐怖分子撞击自己国内的大楼,是不是就可以罪减一等,因而必须严其扃,固其钥,将事情尽早遗忘大吉呢?未必吧?杀害无辜,人神共愤,本于人的天性和理智,原不须分内别外。“9.11”事件在我国,有些政治教师,在有关部门未明确表态之前,曾启导学生:他们撞得好,如果我在那时,也会参加进去,帝国主义就是坏,该撞。好像只要是美国人,就是什么主义,就理该去死。这情形用到今天的话题,就是“兄弟”间的杀戮,虽弃尸塞道,河水为之不流,也还有亲情在,最好别说,最好忘记。万不得已要说,则百计改变说法,用一些新概念来代替旧概念,美化之,揉合之,必至两造乐融融,笑眯眯,确信中国自尧、舜、周、孔以来,域内的人民没有一天不共度密月而后快。这样对待自己国家的历史,难道是正确和有用的吗?岳飞和文天祥是连骨灰都不存在了的古人,现在封给他哪个衔头,对他本人来说,都已毫无意义,有意义的只是活着的人。让活着的年青人去学习那种似是而非的历史,上而欺天,外而欺人,内而欺心,究竟为了什么?
    讲到这里,才发觉这问题是讲不完的。我是希望只要西湖水一日不干,岳王坟仍在。也希望不要因了岳飞声誉之贬,引来骨牌效应,对李纲、宗泽、史可法、袁崇焕……以及一系列在改朝换代期间活动过的顽固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屈大均,乃至大大得罪过清室“兄弟”的国父孙中山,都拿岳飞做个标准,来一回重新评价。更不希望岳王坟前,从此失去了秦桧夫妇跪像的踪影。最后希望搞历史和写历史的人,不要太受时行“戏说”剧目的影响,把历史误作婴儿,随意抱过来乔装打扮,今天红,明日绿,二天后又变成粉蓝,而美其名曰:我是在用“历史唯物主义”重新研究历史,我是在试图用历史来为现实服务,诸如此类。
               

                       清朝的大炮

                   
    中国人制造的大炮(精确点说,应是“在中国土地上制造的大炮”),从元军灭宋时开始发威。那时候的炮还很苗条,只有150多斤重,但威力据说还算可以,“机发,声震天地,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见《元史 阿老瓦丁传》)潭江、静州等地的陷落,就是拜它所赐的。吕文焕死守襄阳,本是铁骨铮铮的一条汉子,末后也终于不敌炮威,举城投降。元军杀入中国腹地时,刀光到处,炮声亦轰隆不绝,挡者身首异处,遍体开花。遇上这号神话中的强敌,宋朝的“舆图”也只好换一换稿了。我们祖传的“四大发明”中,其中一味是火药,但我们一直只懂得制造炮竹,用来点缀节日气氛,至于它那种索命伸冤的功能,则是爱和平的先人们始终未曾梦见的。及至明代,大概知道这东西有点用了,于是大量堆积,但又不会管理,火药库失控事件层出不穷,发生在天启六年(1626)五月的著名的王恭厂大爆炸,还差点要了正在进餐的天启皇帝的小命。爆炸中出现的各种怪异现象,直到今天也还是不解之谜。平心而论,明朝人也有过不少关于“炮”的设想和制作,如开花炮、霹雳炮之类,名堂不下二三十种,不过那都是些“温柔敦厚”的玩具或准玩具,至于制人死命的能力,它是不具备的。
   明朝人轻视能杀人的大炮,清人却否。天聪五年(1631),他们造出了第一座炮,命名为“天佑助威大将军”,同年八月,炮攻明人控制下的大凌河城,首立奇勋。后来造出来的其他大炮,清人都管叫它什么什么“将军”,拿它当人一样,到处逞威施暴,明朝的江山于是乎被它轰的晃个不停。稍后,俗称为“红衣大炮”的炮口瞄准了山海关,多亏吴三桂微笑功夫了得,山海关“和平解放”。不久,清军的炮口瞄向了咽喉之地扬州,守将史可法微笑不来,只能一死了事。清军飞渡长江,江南江北大片明土,便相继被清军的大炮所征服。
   清人抢江山时无比凶狠,坐江山时也绝不手软。在它接近三百年的统治中,今天这个什么“狱”,明天那个什么“案”,此起彼落,不绝如缕,汉族读书人被逼退入书斋,一生只为考据着忙。而八旗子弟据说上了陈名夏、金之俊等汉人的当,也渐渐地变得不能打仗,不会经商,甚至也不会写文章了。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八旗官兵不但对于他们祖先“助威将军”和“红衣大炮”的光荣传统,早已不甚了了,而且连点火发炮这一两下子功夫,也早已丢光,且讶为高深学问,怎学也学不来。其实,那时候清朝政府所拥有的大炮,为数并不少,质量也不差,只是不中用。道光年间曾经五任浙江巡抚的福建人梁章钜,有一篇名为《炮说》的文章,说英兵进犯广州时,他奉朝命到广西选送大炮,运往广东。这些炮轻则八百斤,重则三千斤,个头不小,说定仗打完后,要原封不动运回广西的。但可惜这批大炮不争气,或者做了俘虏,或者移民大海,最后没有一座能够衣锦还乡。梁章钜在上海,亲自检阅过临海阵地的大炮,新炮旧炮,大炮小炮,不下二百座,然而洋鬼子一到,一下子竟像变成了蜡造炮,又哑又软,硝烟过后,检点残骸,人人伤心落泪。作者还说,当时的清军,其实是有炮也没用,因为他们听不得炮声。对方“桅顶上之飞炮”一响,统军们便如惊奔之马,士兵们跟着乱跑乱钻,接二连三的惨败,便是这样来的。战争期间,清廷先后铸造出来的各种大炮,总数超过二千座,如果一齐准确地轰隆起来,满可以把百万英军化为粉末的 。无奈清军打出去的炮弹,并不想寻找目标。厦门之战,命中率只有二百分之一。定海之战,葛云飞指挥清军“开炮数日”,仅一发命中,而且还只是轻吻了一下人家船上的桅杆!回想那时候,“天时”未必不利于中国;“地利”则无疑是被中国人占尽了的;夷人登岸,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似乎“人和”上也不成问题。但只是“似乎”而已。听说那时候的炮,有时炮口会无端被堵塞,弹药会无端变成泥沙,一些将军和士兵,畏敌如虎,临阵会呼爹喊娘,争相逃命。这样一种纂乱的军心民心,加上这样一种“超水平”的炮术,即使再有一万个关天培、葛云飞,再“以身殉国”一百次、一千回,也于国事毫无补益。
    英军进攻广州城时,有个“扬威将军”叫杨芳的,奉命来粤“参赞”军事,他的表现尤其出格。在呼啸而来的敌方炮火之下,杨将军横刀冷笑,下令军民们把一桶又桶的大便小便以及妇女们行经时的土特产,扛上城楼,布成阵势,等待对方的枪炮变成哑巴。他用的是中国传统的“压胜法”(或称“厌胜法”),以邪制邪,一物治一物,传说最污秽的东西,则其威力亦最大。不料,诗人杜甫说对了,“自古虽有厌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厌胜失效,城楼上除了颓垣烂瓦之外,还添了许多人肉炮灰。用猪、羊血、经血和裸体妇女抵挡枪炮,厌而胜之,这类事情在中国近代史上时有所闻,听说也有大获全胜的例子,但仅限于“兄弟”间打架,用在洋人身上,则绝对不灵。杨芳误把夷人当兄弟,明显犯了“严重错误”。后来广州人论功行赏,送给他一首打油诗:
    
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
     粪桶当年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

     三、四句为一诗之眼,读者不可轻轻放过。就这样,这首小诗使杨芳真的“扬芳”起来了,至少在广东一省之内,百年之间,没有人会忍心忘记他的大号。
    由所向无敌的“助威将军”和“红衣大炮”带头抢江山,发展而为借助血水、经水来保家卫国,这段历史会使人想起许多问题,内中有苦,有恨,有憾,有教益,也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