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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968年11月，我和妹妹先后离开了广州，剩下父母亲在越华路小东营那个“家”。在那电讯非常不发达的年代，我们和家里的联系只有靠写信。我们知道，在那些个日子里，唯一能安慰父母孤寂的心的，就是我们远方儿女的寄来报平安的书信了。

1969年的春节，我们都在农场里度过，我在与其他同龄的知青们疯狂喝酒唱歌胡闹之余，当然也思念千里之外的父母，不知他们是怎样度过节日的。父亲来信，当然没有具体的描述，尤其苦处更不会让儿女知道。多年以后，我从母亲的口中，知道了一些情景。那年春节，上面提倡移风易俗，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在除夕夜，更要忆苦思甜！就这样，大年三十夜，他们工厂没有放假，全厂工人集中在厂里，吃一顿粗糠加番薯的“忆苦餐”，然后再加班。晚饭时，我大哥曾回小东营，找他俩去吃晚饭，结果没找到，等了一会，只得无奈地离去。这事，不知大哥还记得否。再说父母加班回家，肚内空空，不得不再到街上去买一些什么吃的，这就是父母他们在我们离开后过第一个春节的情景！

岁月悠悠，1970年的春节又过去了，好不容易在农场熬了一年多，直到那年的7月，我才终于获准回广州探亲。当我经过了一两天的舟车劳顿，从粤西农场回到了广州越华路小东营那个熟悉的楼房时，我欣慰地看到，我们的家还在！走近屋内，未及傍晚，我发现一片黑暗，原来不知谁用纸皮之类将那直通天窗的地方封闭了，如此一来，楼下的炊烟不能扩散到二楼，但二楼的住客也失去了一处采光点，只得生活在“黑暗”之中。接近6点钟，父母才下班。我看到他们还算健康，尽管两人都消瘦了很多。

父母看到我回家，当然很高兴，父亲努力装出平静，但母亲则眼泪盈眶，立即去张罗饭菜。父母的情况依然，每天在工厂里上班，父亲依然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在工厂里从事着体力劳动，每月的生活费大概还是20元。重回旧地，感慨良多，当时我也写了《重返羊城有感》一诗，诗云：“远别羊城两岁长，重回旧地感悲伤。云山寂寂迎朝日，珠水滔滔沐夕阳。巷内儿童忽长大，灯前父母更添霜。难言苦涩分离事，一夜茶烟入肚肠。”

南宋词人辛弃疾有词云：“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诗强说愁。”此话不错。当年已22岁的我，虽不能说“为赋新诗强说愁”，但对于“愁”，实在感受不深的，仍不知道更多地体谅父母孤寂的心，更没有预料到家庭会有什么大的变迁，回到广州以后，在家陪伴父母的时间并不多，相反，回家数天以后，我便到了新会县的一个农村，去会见一位在那里插队的我心中记挂着的小楣姑娘！多天后转回广州，我又去了南海县大沥镇去会见曾一起学琴的刘同学，在那里住了两天。十余天的探亲假，再超假几天，又不得不准备返场了，总之，那次探亲假，我在家里陪伴父母的时间不多，现在回想起来，也感到内疚！

1971年寒假，在南京工作的二哥二嫂及其儿女一行四人回广州探亲。这是二哥结婚生儿育女之后，第一次带着嫂子和儿女回广州探亲。我因探亲才半年，当然无法回去；而远在海南农场的妹妹还没准备探亲，她与男友相约在上海见面。父母在广州度过的最后一个春节的情况，我和妹妹都知之不多，但幸运的是，父母总算能够和大儿子一家和二儿子一家有过短暂的相处。

是年3月，我被调到场部文艺宣传队，排练了一台节目，每晚下连队宣传毛泽东思想，普及“样板戏”；4月份，各场的文艺宣传队还集中在南华农场进行会演。当时，我是快乐不知时日过。4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一封信，一看，是广州大哥的笔迹，顿感不祥；拆开一看，不禁惊呆了——大哥信中说，父母被遣返回阳江乡下！……后来，我知道，不仅是我们的父亲，许多“走资派”和“牛鬼蛇神”都要被遣返回乡或“干校”或别的乡村农场，我父亲当然不能幸免。因父亲属遣返对象，母亲也只能随之而回乡了。

父母已离开家乡数十年，家乡当然还有不少亲戚，但将要遇到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然而我远在雷州半岛，无力去帮他们一把，惟有眼含热泪，眺望东方，默默为他们祝福。当晚，我思前想后难以入睡，干脆披衣起床，就着昏黄的煤油灯，填了一首《柳梢青》的词，词云：“消息蓦传，疑它是假，细看是真。白发鸳鸯，晚年漂泊，愁杀征人。金钩割破浮云，清辉淡，望中断魂。世事茫茫，阴晴圆缺，都付诗文。”

当年是工厂派人用一辆卡车送他们回去的，当时的凄凉情景，我亦很难想象和叙述。连续多天，我都在想着这件事，我忽然强烈地意识到，我在广州的家已经消失，那变得黑暗的小楼我再也不能踏足了！……不过，令我感动不已的是，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一个小木盒包裹，打开一看，是一块天津牌手表！原来父母被遣返，有一笔并不多的安家费，父亲从中拿出120元，为我买了那块手表！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在落难之时，仍记挂着远方的儿子，手捧着那块手表，看着它那枣红色的表面，以及几根黄色的指针，我热泪纵横。可惜的是，那块表，我没能保存至今。

4月底，宣传队解散，队员回去各自的连队，但我有幸和另一位知青留下，继续编写剧本，设计节目。我们住在场部的招待所，并没有什么人监督干扰。5月上旬的某一天，我接到小楣姑娘的来信，信中谈及她在插队的地方夜间遇到的一件惊险的事：她单身所住的屋子，半夜有人想弄开门进去！……当时，我十分忧心和焦急，想立即见到她。策划了一两天，我想到了偷跑回广州的行动。我叫同伴为我作掩护，我悄悄离场，经湛江直奔广州，与小楣在珠江河畔见了面。

在广州那短短的一两天中，我曾去了一趟越华路旧宅，然而，却是远远地看上一眼。事后，我还学着北宋范仲淹的一首《御街行》的词，步其韵也填了一首，词云：“楼房一座青砖砌，庭前树，影疏碎。抬头远望梦联翩，二十年来故地。檐间燕子，时时低飞，不知人千里。忆得孩提如酒醉，今重到，眼含泪。家庭南北五处分，谙尽羁游滋味。旧邻愧见，石梯难登，惟有相回避。”

在广州大概一天半时间，我担心事情败露，急于返场，采取了当时也是现在最快的交通工具——飞机，1小时又15分钟从广州飞抵湛江，再即返农场，去来共三天半。我当时及现在也想不明白，我身上并没有单位证明，为什么能够买到飞机票？那时一部小飞机，只有24座，四周多是军人和干部，只有我这位奇怪的青年。他们一上飞机就闭目养神。因我第一次坐飞机，中途感到难受，吐了几次。

这次偷归广州，事情还是败露了，农场政治处也算网开一面，只把我打发回队，并不作什么处罚。我原以为自己的“艺术生涯”从此结束了，幸而下届宣传队，我还能入选。本来，与其花钱费时冒“身败名裂”之险，为什么不回乡一趟探望父母？然而，当时我把爱情放到了首位，为了情人而不顾双亲，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要在此作一忏悔！

在我偷归广州不久，妹妹也获得探亲假。当年的探亲假十分短，只有十来天，妹妹与远在黑龙江的男友早已约好，在男友的老家上海会面。尽管有了父母被遣返回乡的变故，但在亲情与爱情之间，二十岁的妹妹还是选择了后者，她把探亲假都花在去上海的旅途上，而没有回乡探望父母，在此，我敦促她也要作一忏悔。

1972年6月，我终于再次获准享受探亲假。这次，我的行程目标首先是位于广州和湛江之间的阳江县。我乘汽车到湛江，再转乘汽车到阳江县城。这是我第一次踏足此地。下车后，似是近傍晚时分，已没有班车往新洲，我在南恩路找到南门街（当时改称“兴无街”），再在一间似是庙宇改建的小学校找到住在那里的大姨（母亲的堂姐）、杰生表哥和表嫂，在他们家寄宿一晚。表哥在县政府工作，以前来过广州我家；表嫂在那学校当教师。他们都是十分热情的人，给我介绍了阳江的不少风土人情。表哥说：“阳江城晚上还是很热闹的，晚饭后带你出去走走。”晚饭后，他带我在南恩路及漠阳江边走了一圈。我发现，当时的阳江县城确已有一定的规模，南恩路一带，入夜后确实人山人海，在运动期间，那种“热闹”也算少有。不过，究其原因，是当时的人们家中没有什么可以娱乐消遣的，更无空调可享受，炎炎夏夜，只好到街上闲逛了。

次日早上，我坐上了去新洲公社的班车。从县城到新洲，共41公里，现在车行最多一小时，但是那段路，是一条狭窄的沙土公路，最要命的是，中间隔着两条河，要靠渡车船渡过去！过了占山渡，不久又要过寿长渡，没有两个小时，当然到不了。

当我到达新洲镇时，应是上午10点了。我在一条有较多店铺的小街上，找到了大姑（父亲的堂姐）、姑丈及表哥伯均，还有他的父亲老戴贵。表哥对我说：“大舅知道你要回来，但不知在哪一天，村子还有很远呢。”当时的通讯十分落后，只有大队部有一台手摇电话，根本无法和5公里外的我的父母联系，但表哥找了一个同村的人，叫他顺便用自行车把我载往沅安村。

我一路上的所见，以及入村的情景，现在已记不清了，幸而当年学着填了一首《沁园春》的词，可代替我的叙述。词云：

“家乡何处？紫罗山下，阳江新洲。望熟禾垄垄，金珠倒挂；清溪冽冽，红鲤浮游。猪睡松边，犬行陌上，牧童闲唱坐牯牛。村寨里，有姑娘汲水，午烟悠悠。笑我轻衣罗袖，似花城公子好风流。怕荷锄老叟，面带疑团；携镰少妇，眼含清秋。人物地形，喜怒哀乐，玻璃镜后一览收。谁能料，会近乡情怯，不敢抬头？”

这首词，现在看来，有点虚构有点美化，因我的家乡实在算不上“桃花源”那么富有诗意，但“近乡情更怯”，倒是真有其事。

那位同乡似只把我载到村口，给我指点方向，就离去了，我自己问路，找到家门口。至于当时的情景，也用当时写的一首《沁园春》叙述吧：

“青松岭下，水稻田边，一座新房。看泥砖粗瓦，不具规模；绿牖红门，也觉鲜光。猪卧台阶，鸡斗庭院，黑猫俯视在长廊。最珍爱，有宅旁翠竹，竿竿修长。两年不见堪伤，凭谁料相逢在家乡？叹老父龙钟，精神减锐；慈母消瘦，鬓发添霜。人生变幻，晚岁飘零，相依为命好鸳鸯。见游子，竟慌乱无语，喜泪沾裳。”

其时，不仅父母在家，还有我广州的大嫂、侄女险峰，及其外婆均在乡下，这真是大大的意外！原来，大嫂患有类风湿病，腿不能行走，在广州医治未见效，闻乡下有一土郎中，擅长医此病，于是回乡医治，果见奇效。亲人见面，很是高兴。当天及当夜，有不少亲戚亦来坐，小屋显得很热闹，晚上睡在一张陌生的床上，难以成眠，想了许多事。还是再用当时所写的一首《沁园春》来叙述吧：

“油灯低照，乡语喧喧，人影重重。饮清茶数杯，老幼品尝；烟筒一竿，左右传通。似曾相识，从未知名，亲朋个个献心胸。一席话，了沅安村史，旧俗新容。板床纱帐无梦，听鸡啼犬吠月明中。昔海珠烟云，翩翩眼过；雷州雨雾，滴滴心融。春看朝花，秋行夜露，运命由来可探踪？唯桂魄，照今时往日，四海如同。”

在乡下家中住了一两天，我渐渐弄清楚了父母所住的屋子的方位，大概在村子的最东头，一边与三婶的屋子隔巷相邻，一边就是禾田。屋子不大，但也有两房一厅，还有一个小阁楼，可住人。父母就和泳侄住在一起。我当然也到村中走走。村子不算大，房子都是砖木结构，排列也有一定的规律，以小巷分隔。村边有一间小学，一间小商店，一个大晒场，几棵大榕树。有几间屋子，别人给我指点说：“解放前那屋是属于你们家的。”我也进去参观了一会，稍微高大些，结实些而已。解放已二十多年了，村中还没有电灯，村民点的是煤油灯，晚上出门还得带一支电筒。村中没有什么娱乐，自我父母回村后，我家便成了亲戚们晚上聚集的地方，聊天恐怕就是晚上唯一的娱乐了。这也使我稍感到安慰，因为父母在乡下还不至于很寂寞，同时，也不至于有什么民兵之类对他们实行监督。

在乡下家中住了一两天，我当然也注意到了另一件事。在上午和下午的某个时刻，父亲都会悄悄地拿起一把小铲，背起一只畚箕，无声地出了门。我知道，这是父亲要去工作了。父亲回到乡下，大队领导按照上面的指示，安排他干那清洁村中的公厕和捡猪粪的工作，这当然属于一种惩罚性的工作，但我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村中的一项最轻的体力劳动了。每当看到父亲出门“工作”，我就感到心痛！有一两次，我产生一种冲动，想代替父亲去“工作”，但最终还是没能说出口。

我去趁过新洲圩，感受到家乡圩日的情景，拜访过大姑、容姑等；我去过附近的一个叫禾叉坳的村子，在那里有我的一个二姑；我还去过较远的一个叫青岚的村子，那里有我的一个五姑。我想去感受大海的气息，于是，在某一天，我在东哥、泳弟的陪同下，骑自行车到了15公里外的东平镇。除了买一些海鲜，作为“诗人”的我，不可能不触景生情，我写了一首《东平观海》的七律诗：

“登临远目在东平，日丽风和艇棹轻。矫健沙鸥沿岸舞，翻腾碧浪拍堤惊。神州自古多豪杰，赤县当今尽卫兵。二十余年如一梦，何时赢得史中名？！”

回家半月有余，大嫂的腿疾也治得差不多了，于是，护送老中幼三位女人回广州的重任就落在我身上。那天午饭后，我们离开家门。我看着在村口送行的父母，就感到心酸。我们被亲戚们用自行车送到新洲圩，在容姑的家里等班车。大概下午三四点钟，我们坐上车，车往县城方向开去。司机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人，车开后不久，突然，他亮开嗓门，唱起了歌！那时，班车并没有电视音响之类，司机唱歌娱乐乘客，也还不错，何况他还唱得可以。司机一首一首地唱，都是《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北京的金山上》《翻身农奴把歌唱》《赞歌》之类的“流行歌曲”。但是，车快到寿长渡时，突然开不动了！司机无法抒情了，下车修理，但车子怎么也发动不起来。那时没有手机，周围没有电话，司机惟有继续找原因。而乘客，除了等待，别无他法，因为已没有其他的班车了。如此一来，在那里起码滞留了3个小时，直到天快黑下来！

我心急如焚，但又毫无办法。后来，还是某位乘客提醒说：“是不是火嘴塞住了，用火烧烧吧。”“歌唱家”司机听其言，用打火机烧了烧那火嘴，果然，汽车能开动了！原来不过是个小毛病，却使得我们直到夜间11点多钟才能到达县城。我们先去住店，房间已没有了，好说歹说，店里才在走廊里给我们安了几个散铺！吃了一点饭，我急忙往表哥家赶，因为我们预先托他买了次日早回广州的车票。表哥也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他已跑了多趟车站，总不见我们的踪影，见我大汗淋漓地走来，才如释重负。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三十年后我还能清楚地记得。

护送大嫂三人返广州后，我自己也在广州住了半月多，其时，小楣姑娘已从农村迁返广州，而我则返城无望，其母亲出于现实考虑，不希望她再与我保持恋爱关系，于是，我痛苦地离开她，离开广州，再回到农场。

1972年秋，我所在的砖厂解散，我调到邻近的12队。不久，我与同队的一位广州知青阿红姑娘又谈起恋爱。12月，我又上调农场文艺宣传队，吹拉弹唱，粉墨登场，好不惬意。

1973年1月的某天，一位少女出现在我的眼前，是谁？原来是我阔别了四年的妹妹！她从海南来到我农场，在场部找到了我。我和妹妹虽然时有书信来往，但在那时，难得照个相，所以我也无法想象她四年来的容貌的变化。四年了，妹妹的容貌变化不大，依然漂亮纯真，但显然成熟了些，毕竟是经历过海南的风雨的洗礼。我除了带她在场部走走，还带她回我所在的12队，见了那里的知青们。

妹妹此次到来，不仅是探望我，她还准备把我带上，同行回乡探望父母，当时，我们的二哥已从南京探亲回到乡下，正在等着我们。对于我来说，这个时候又提出请假，是说不出口的，我半年前才享受了探亲假，而现在又正在宣传队中。妹妹可不管这些，她直接找到我场政治处的领导，陈说我请假的必要，其最大的、“最充分的”理由，就是我和二哥已12年没有见过面，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在那人情冷漠的时代，加上我们的家庭“并不光彩”，本来这样的理由是无人理睬的，但是，妹妹凭着她的嘴皮子，硬是把那领导说服了，他最终答应给我半个月假，但一定要准时回来，即春节前要回来，因为还有演出任务。我当然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在我回乡探亲半年后，想不到又可以再一次回去，而且，这一次，可以和父母兄妹在家乡团聚，的确是十分难得的！

我们愉快地上路了，从农场到湛江，坐的是什么车，我已记不起，只记得我们在湛江的一间照相馆照了一张合照。次日，我们又从湛江乘车到阳江城。一路上，我们和妹妹在长途汽车上说个不停。四年了，我们整整四年没有见面，该有多少话要对对方讲！那年，我二十四岁，妹妹二十一岁，风华正茂，虽则我比她大三岁，总比她高一个层次，如我读小学，他读幼儿园；我读初中，她读小学；我读高中，她读初中，但基本上，我们属于同一辈人。妹妹小时候被父母宠着，有点娇野，我当然处处让着她，但从云南回来的大哥则难于忍受，经常数落她说：“看你这格局啊！……”“格局”两字一来我们没有听过，二来他总是用阳江话说的，“局”字的音调不知升到多高，总惹得我们尤其是妹妹大笑，笑完之后，她的“格局”依然没有变。文革开始后，妹妹到外面经风雨见世面，一下子成熟了起来，“格局”有了改变。在海南岛四年，她开始在连队里当割胶工，后调到场部，海南岛的烈日与台风，又使得她更远离娇野，变得有主见而坚强。不过，身在祖国最南端的她，却选择了一位从上海到了祖国最北边的黑龙江农场的青年作为男朋友，又很难说是明智了，一般人都认为是浪漫有余，现实不足，难于成事的，但是她主意已决，我行我素。

我们在车上谈过去，谈农场，谈文学，谈爱情……旁若无人，满车厢只有我们的声音，周围的乘客如果侧耳倾听，想必会大有裨益，就以一首当年写的七绝《归家途中》结束此段文字吧：“车轮东去有欢声，山野风光看不停。四载心头多少话，归家一路叙离情。”

我们到了阳江城后，当然是找到杰生表哥，先在他家落脚。他依旧带我们游览市容，还带我们到伯森表哥、阿秀表姐家作客。次日，我们再乘车往新洲去。我已回忆不起我们是怎样从新洲圩到沅安村的了，但我已属老马识途，应该没有困难的。当我带着妹妹回到乡下那个“家”，见到父母和二哥时，用“欢乐”“激动”等词语已不足以描述当时的情景了，尤其是二哥，已在家乡苦等，生怕我们有变故，回不去。不过，内心最高兴的肯定是父母亲，尤其是父亲，尽管他脸上还时时保持着平静。是夜，我们一家六人，当然还有其他的亲戚，围坐在小屋里，伴着暗淡的煤油灯，倾谈了很久，我有一首七律《到家乡》记其事：

“乘车一路到家中，小扣柴扉觅旧容。酒瓮初开人即醉，油灯渐灭语方浓。声声犬吠来深巷，遍遍鸡鸣自古松。二十余年多别意，相逢也似梦乡同。”

我们闲居家中，可记的事肯定不少，但因过去近三十年，难以一一记述，印象最深的，要数以下这三件：

一是，某天，我们兄妹三人到圩场或村外回来，在村里的公厕边上遇到了父亲，当时，他正在清洁厕所周围的环境，父亲见到我们，微微一笑，说：“你们回来了，先回家吧，我等下就回去。”我们兄妹三人一路无话，但我们都明白，父亲还戴着“历史反革命”的帽子，还在乡下被监督劳动！

二是，我的堂哥家，与我家相邻，当时堂哥尚未娶妻，时有媒人带女子上门看人及看屋，每当有此好事，他即到我家搬过去一些诸如闹钟、收音机、花瓶等“贵重物品”，以充实其家室，并杀鸡杀鸭等待。妹妹一见到这情景，即偷笑一番。曾经有一次，我们目睹了全过程，我们三兄妹的总的感觉是，那媒人及那女子，似是来混一餐饭吃的，并无诚意。

三是，某天，我们三兄妹及母亲，一起到大概十多公里外的母亲的娘家——三山镇关屋寨，去探望我们的三舅。到了关屋寨，我们遗憾地看到，那是一条十分肮脏的村子，村中的街巷遍布猪屎和狗屎。到了三舅家，即发现屋内许多苍蝇在飞舞。三舅母为我们弄午饭，我们看到，无论饭或菜，都满是苍蝇光顾，那餐饭，我们都难以下咽。三舅当时是个生产队长，生活环境尚且如此，其他村民的，可想而知了。

在家数天后，我们又得离家了。二哥要赶回南京，妹妹则要到上海会男友，而我，也想到广州一转，再回农场，于是，我们兄妹三人一起上路，这已是难得的机会，应该会给我们留下美好的回忆，然而，这一次，留给我们的并不是美好的回忆，而是“刺激”的回忆！

那天午饭后，我们兄妹三人，在村口和父母分手，由堂兄弟阿东、阿泳等用自行车把我们送到新洲圩。到了圩上，我们才大吃一惊，车站说天要刮大风，班车停开！一般情况下，班车停开，回去就是了，但那时，我们已托城里的杰生哥买好了次日回广州的车票，而二哥和妹妹，更托广州的大哥买好了去上海的火车票，环环紧扣，如果当天到不了县城，问题就严重了。二哥以地质工作者的眼光，观察了天象，果敢地说：“不怕，暂时还没有风雨，我们骑自行车到城里去！”应该说，这个提议颇为冒险，从新洲到阳江城有41公里，中间要过两个渡，如果中途下起雨来怎么办？自行车在中途坏了怎么办？又或者到了渡口船不开怎么办？……但是，经过四年农场劳动生活锻炼的我和妹妹，都变得十分勇敢，赞成了此方案。于是，我们五个人四部自行车，大约在下午3点钟的时候，义无反顾地上路了！

一路上，当时36岁的二哥，尚精力充沛，载着妹妹而行；我则载着一笼带回广州的鸡，难度也不小；阿东和阿泳则载着我们的并不轻的行李。我们蹬着车，望城里进发，互相照顾，互相支持，到了寿长渡，天还没黑，有小艇肯渡我们过去。我们继续蹬车，天渐渐黑下来，还飘下一点小雨，我们都很焦急。到了占山渡，几乎看不见路了，我们最怕的是没有船摆渡过去，谢天谢地，有位船夫肯渡我们过去，我们才松了一口气。过了占山渡，前面蹬慢一点也不怕了，而事实上大家又累又饿，路又黑暗，要蹬得快些也难。我已记不清我们是几点钟进的城，总之是在晚上灯火阑姍的时候。那一夜，我们一行人在伯森表哥工作的农机局的办公室里睡的。这不是一次充满刺激的难忘的旅途吗？

我们到了广州后，因我们在越华路的家已经没有了，惟有借宿于堂叔和表哥家，记得到广州次日的上午，我们兄妹三人到上下九路的“蛇王满”餐馆，二哥请我们吃了一碗蛇羹，味道固然不错，但对于经过农场风雨洗礼的我和妹妹来说，显然未饱肚肠，我们还处于肚不饱肠不肥的年代。我有一首《蛇王满吃蛇羹》的五绝诗记其事：“久有蛇王满，今朝特品尝。羹汤虽味美，量少未充肠。”

到了晚上，我们集中在大哥家吃饭，因次日二哥与妹妹就北上了。在我们刚吃完饭的时候，突然，在大哥的房门口出现了一个人，不是别人，是我们的父亲！原来，自我们蹬车上县城的消息传回乡下后，父母当然十分担心，后来城中的表哥有电话回去报平安，他们稍放心。父亲离开广州一年半了，还没有回去过，这次我们四兄妹都在广州，他不想放过这个机会，同时，也为了探问一下自己的事能否解决，所以，在我们离开家乡次日，他也尾随到了广州。

可惜，我们尤其是二哥和妹妹和与父亲相聚的时间十分短，次日，我和父亲、大哥等到火车站给他们送行，他们俩便结伴北上了。我和父亲在广州住了几天，我已记不起来，但肯定不会时间长的。某个早上，我伴陪着父亲，又坐上了回阳江城的班车。我们下午到达阳江城，下午和晚上，父亲带我看了几处住宅，都是他年轻时读书或寄住的地方；也见了一两位他的旧朋友，大家感慨吁嘘。是夜，我们在表哥家借宿，次日再赶回新洲。

由于我请假时有言在先，要准时回农场，我不能言而无信，所以，回家乡大概一天，我又得准备走了。父母虽难过，但也能理解，于是，母亲弄了不少油角煎堆，让我带回农场去。那天上午，父母又把我送到村口，在寒风中，我看到两位老人的苍苍白发，不禁黯然神伤。就这样，在人们赶回家过年的时候，我反而离开家乡，于2月1日即旧历年二十九日回到了农场。我有一诗亦记其事：

“寒风送客走西方，草木山丘动苦肠。春节人家欢聚饮，我逢佳日返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