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编新军 ,北洋六镇

 

在封建统治阶级集团大力推行“练兵自强”的时候,资产阶级改良派也提出“变法自强”的要求。光绪皇帝从要发愤图强和摆脱受慈禧太后控制的双重考虑,支持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1898611日,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实行变法,史称“戊戌变法”。与此同时,后党首领慈禧也加紧部署,准备发动政变。615日,慈禧强迫光绪帝免去支持变法的翁同和的职务,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和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并称“北洋三军”。

袁世凯素来善于观测风向,进行政治投机。在他一时还难于断定帝党和后党哪一方掌握了绝对优势时,他亦和维新派保持接触,并表示自己支持变法的态度,戊戌变法前一年,袁世凯携“列强瓜分中国画报”觐见翁同龢,要求进行全方位的变法,虽没有被翁采纳,但维新派认为袁世凯是一位可以倚重的“拥兵者”。1898918日,帝党与后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转移,风传慈禧要偕光绪到天津阅兵,届时要废掉他。光绪在危急时,给康梁下了一道密诏,望维新派“速密筹设法相救”。维新派主要人物捧诏痛哭,计无所出,唯寄望于袁世凯。当天深夜,谭嗣同到华寺袁的寓所与他商谈,请他救圣上。袁表示竭死力以补救。谭说:“荣禄固操莽之才,绝世之雄,待之恐不易之。”袁则怒目视曰:“若皇上在仆营,则诛荣禄如杀一狗耳。”在此前后,光绪曾召见袁世凯两次,袁世凯都表示了作臣子的“忠心”。920日即光绪第二天召见的当夜,袁世凯借口弹药不足和要更选将官,匆匆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荣禄连夜进京面秉慈禧。921日晨,戊戌政变发生,光绪被囚,维新派被捕杀。袁世凯以两面派手段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又获得慈禧的赏识,官升至工部右侍郎。

    政变后,慈禧太后为巩固京畿重地,命直隶总督荣禄为钦差大臣,节制北洋各军,组编武卫军。武卫军由五支军队编成,以聂士城的武毅军为武卫前军,驻芦台;董福祥的甘军为武卫后军,驻荆州、通州;宋庆的毅军为武卫左军,驻山海关内外;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为武卫右军,驻小站。荣禄另募新兵万人为武卫中军,驻南苑。武卫军名为一军,实际上各军自成势力。

1894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签订后,各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教会势力随之蔓延到中国农村。这些教会刺探情报,霸占田产,包揽诉讼,侵犯中国主权,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抗,以至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义和团在山东发展迅速,引起帝国主义的不满,要求清政府撤换山东巡扶,由袁世凯接任。189912月,清政府委任袁世凯为山东巡抚。

袁世凯到山东后,大肆镇压义和团,讨好洋人教会,保护洋人及教会利益。义和团对袁世凯恨之入骨,齐声唤:“杀了袁黿蛋,我们好吃饭。”而洋人教士们则对他“颂述其恩”。当八国联军进犯京城时,袁世凯又参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与各帝国主义国家订立“东南互保”的协议,即承认列强侵略京津,列强允许各省在境内剿团保教而不进侵。19006月,北京处境危急,慈禧命袁世凯发兵勤王,保卫京师。袁世凯不敢得罪慈禧,又怕冒犯洋人,便采取拖延办法。及至北京陷落,慈禧仓惶出走,袁世凯则运去大量银两、贡缎、食物,使慈禧不仅没有责他借故拖延勤王之罪,反而对他“大为嘉许”。辛丑条约签订后,慈禧回銮。袁世凯又派亲信率兵迎接,并负责筹款修复被八国联军破坏了的宫禁。袁世凯在山东的所作所为,深得中外反动派的赞赏,交口称他为“应变良才”。190111月李鸿章临死前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力保袁世凯继任直隶总督。荣禄等也极力推荐。于是,慈禧明令提升袁世凯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并加封太子少保。袁世凯成了权倾一时的封疆大臣。

袁世凯在发展自己势力的同时,不忘向慈禧献媚,以保住自己的地位。有一年慈禧过生日,各级官吏都搜珍选异,各出心裁。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独无所献,人们皆啧啧称奇。某日,慈禧巡视寿礼,啧啧称赞一番,最后目睹四壁,沉吟无语,貌甚落寞。这时便有太监驰告袁世凯,袁略一沉思后即已明白,即搜集名画若干桢,盛饰以进。慈禧大喜道:“慰亭实获我心,我正思此物,此物便来矣!”于是,袁世凯花费最少,却独得青睐。连送礼都如此取巧,枭雄固不同于常人!

袁世凯在血洗义和团的同时,已将山东防练各军改编了二十营,共九千多人,称武卫右军先锋队。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又将武卫右军改编成常备军各镇,每镇辖步兵两协、四标、十二营约一万二千五佰多人。两镇为一军。李鸿章死后,淮军群龙无首,袁世凯更乘此机会,把李鸿章在北洋经营数十年的官僚企业全部占为己有,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网罗在自己的势力之下。他所网罗的李鸿章旧部有:

杨士骧,安徽泗州人,进士出身,李鸿章的亲信幕僚。袁世凯奏举他为直隶布政使、山东巡抚。

杨士琦,杨士骧之弟,素来富有机略权变,袁世凯让他充任洋务总文案,成为亲信“智囊”。

孙宝琦,浙江杭县人,长期为李鸿章属吏,袁世凯奏举他充任驻法、德公使。

赵秉钧,河南汝州人,原为淮军军官,心狠阴鸷,“长于缉捕”,袁世凯委派他创办巡警,渐渐成为袁世凯手下的特务头子。

此外,还有陈壁、胡惟德、朱家宝、吴重熹、齐耀琳、梁士诒、张镇芳、周学熙、孙多森等。这些淮系官僚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他们转而为袁世凯效力,使得袁世凯的势力得以迅速膨胀。

1901年,清政府决定废除绿营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共编练三十六镇新式陆军,袁世凯为了掌握更多的军事实力,加紧谋求新军编练权。1902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军政司(后改称督练公所),自兼督办。同年底,朝廷任命袁世凯为京旗练兵大臣,使他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新军训练。19034月,荣禄病死,庆亲王奕劻入军机为领班大臣,掌握政府实权。奕劻是个昏庸的皇族官僚,素来收受袁世凯的重金贿赂,朝政方面更加依重袁世凯。袁世凯极力主张中央成立练兵处,统管全国的练兵。西太后和奕劻同意后,于190312月成立了练兵处,奕劻为总理练兵大臣,袁世凯为会办大臣,但奕劻实际把全权交给了袁世凯,使他掌握了全国的军制和军饷。

1905年,袁世凯已把北洋陆军编为六镇(相当于师)。这支拥有全国最精良装备的六镇新军,共约七万余人,除第一镇是旗兵,袁世凯不能完全控制,其余五镇都是由袁世凯一手培植起来的武装。它的重要骨干,几乎都是小站出身的袁世凯的亲信:第一镇统制先后为凤山、何宗莲;第二镇统制先后为王英楷、张怀芝;第三镇统制先后为段祺瑞、曹锟;第四镇统制为吴凤岭;第五镇统制先后为吴长纯、张永成;第六镇统制先后为王士珍、赵国贤、段祺瑞。当时担任协统的有雷震春、陈光远、李纯。担任标统的有王占元、卢永祥、鲍贵卿、王怀庆、田中玉、杨善德、孟恩远、唐天喜、王振畿、赵玉珂、王同玉等。担任营管带的有何丰林、陆锦、李长泰、李厚基、施从滨、阎相文等。

此外,袁世凯也尽量把其他军队纳入自己的北洋系统。如宋庆的武卫左军(前称毅军),在1902年宋庆死后,也逐渐由他的亲信姜桂题接管。

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还创办了一批新式陆军学堂,如行营将弁学堂,北洋武备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小学堂。通过这些学堂,袁世凯把培训军官的权力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观念的中下级军官,作为他属军的骨干的力量。

除了编练新军,袁世凯还依照西法,尤其是日本的方法编练巡警。他在保定创办巡警局,以赵秉钧为总办。赵秉钧创办了巡警学堂,组织巡警队,不久,京津一带的警权也掌握在袁世凯手中。他还以推行“新政”为名,极力插手教育、路矿、通商、外交、财政等事务,控制了直隶、山东、河南、东北等一大片地盘,使北洋集团成为清末统治阶层中实力最为雄厚的一个军事政治集团。

近年来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袁世凯在这段时期,在改革方面是真正有实绩的。1901年他任大清国直隶总督后,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内容涵盖教育、实业、警察、吏治、军事等多方面,许多正是当初康、梁的主张。就实际效果来看,如教育一项,直隶及天津便受用不浅,直到民国初年都领先全国。总体来看,袁世凯是新法最坚决的推行者,也是清末最杰出的改革家之一。变法之后,他还推动立宪。1906年满清醇亲王载沣主持会议,奕劻、徐世昌、张百熙等人及出洋五大臣支持立宪,孙家鼐、容庆、铁良等反对,双方争持不下。这时,袁世凯越众而出,慷慨激昂地说:“实行立宪,是吾辈莫大的责任。官可不做,法不可不改!吾辈当共勉之。” 

袁世凯重权于一身,引起了一批满族皇亲如军机大臣、陆军部尚书铁良等的不满。到了190811月,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病死,三岁的小儿溥仪继位,由其父载沣摄政。摄政王载沣是光绪皇帝之弟弟,对袁世凯在戊戌变法中出卖光绪怀恨在心,更不满他权势过大,欲杀之以泄愤。后经奕劻、张之洞等说情,摄政王发布谕旨,以袁世凯患足疾为由,“即开缺回籍养疴”。190916日,本来威风八面的袁世凯,凄然离京回河南,其时,只有严修和杨度送到车站。袁世凯说:“二位如此待我,我很感动,但流言可畏,二位还是早点回去吧。”严修说:“聚久别速,岂忍无言。”杨度则说:“别当有说,祸不足惧。”

袁世凯并没有回项城老家,而是到彰德(今安阳)城北门的渔上村隐居。袁世凯当然不会甘心归隐终老,实际上,他一刻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的寓所内设有直通北京的电报房,随时与北洋将领们通消息,他不过是暗藏牙爪,待机而动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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