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回太原任职以后,加紧发展自己的势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设计划案》,发展山西的轻重工业,同时,也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热河沦陷、华北危急,山西也处于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走上北上抗日,到达陕北。陕北苏区日渐扩大,红军势力日益增强。这时,阎锡山十分恐慌,日夜考虑的中心问题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黄河协助陕西国民党军“进剿”红军。1935年冬,中共中央为了民族利益,发表了停止内战,枪口对外的声明,要求阎锡山允许红军通过山西地区开赴前线抗日,但阎锡山拒绝红军的要求,派兵阻止红军东渡对日作战。1936年2月,中共中央发表“东征宣言”,东征红军渡过黄河,击破阻击的阎军。阎锡山主动请蒋介石派兵入晋,蒋介石趁机即派五个师开进山西。中共中央为了珍惜国力,履行“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于5月5日发出“回师通电”,东征红军撤回黄河以西。

1936年7月,日军侵占察北六县,准备进犯绥远。阎锡山为了保护自己的地盘,只得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并成立了山西统一战线性质的抗日救亡群众组织——主要由共产党人薄一波等领导的“牺牲救国同盟会”。全国各地许多进步青年涌向山西,参加抗日。1936年11月,阎锡山派傅作义指挥晋军向日军占领的百灵庙发起进攻,经过激战,将敌击溃,收复了绥北要地百灵庙。

1937年“七·七”事变后,阎锡山被任命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晋军改编为第六、第七集团军,红军改编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八集团军挺进华北前线,与国民军联合作战。8月上旬,日军侵入南口后,战事进入第二战区晋绥两省。阎锡山将部队布防于天镇、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门关西面的岭口,布置行营,亲自指挥作战。不久,天镇失守,阎锡山将王靖国、傅作义、李服膺等军一齐调进雁门关以南,扼守平型关至阳口一线。9月,日军大举进攻太原,阎锡山在八路军的配合下,组织了太原会战,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激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但不久,保定、沣源、石家庄等相继陷入敌手,雁门关一线亦被日军突破,阎锡山指挥部队退守第二道防线——忻口防线。阎锡山集中了八万人的兵力,由卫立煌为前敌总司令,组织忻口防御战役。战斗非常的激烈,双方死伤惨重。10月15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中弹牺牲。日军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挥官。后因平汉线上国民党撤至石家庄以南地区,日军主力川岸师团直扑娘子关,威胁太原,阎锡山被迫放弃忻口,向太原撤退。日军尾随追击,很快迫近城下,傅作义率部与日军激战两天,终因力量不支,放弃太原南撤。

11月8日,阎锡山将部队撤至临汾,进行整军,在共产党和八路军建议和推动下,阎锡山组织了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动员委员会”,先后成立了四个“抗日决死队”和其他抗日民众武装。但是,1938年3月初,临汾失陷后,阎锡山的官僚统治集团陷于异常混乱的状态,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各种亡国论调笼罩及扩散。而共产党所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等进步力量,则纷纷转入敌后,积极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敌后政权,发展抗日游击根据地。阎锡山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深怕大权旁落,无法掌权,便采取“内部分化”、“制造摩擦”、“派兵监视”等各种反动措施,制造分裂,限制进步活动。

1938年12月,日军进攻吉县,阎锡山仓皇率部西渡黄河,向陕西宜川退避。此时,他对抗日已丧失信心,日军也加紧对他进行诱降。阎锡山决心采取“降日拥蒋反共”的路线,他对部属说:“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要准备反共”,并美其名曰“二的哲学”、“唯中哲学”。1939年10月,阎锡山下令解散“战委会”,取缔“牺盟会”,接着又以军队要“正规化”为借口,将“决死队”取消,把抗日新军改编为几个旅,撤消薄一波等决死队纵队政委的职务。他的这些行动,受到共产党人薄一波等的坚决抵制。12月,阎锡山公然制造了“十二月事变”。他与日军勾结,命令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等率部进攻决死队各纵队,大肆屠杀摧残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损失。

“十二月事变”后,阎锡山加紧与日军勾结,多次派赵承绶等与日军接触,商谈投降条件。1941年8月11日,赵承绶与日军代表田边盛武和楠山秀吉签订了《汾阳协定》,阎锡山实际是想降日充当汉奸傀儡。后因共产党、八路军的阻止,阎锡山又有所顾忌。之后,阎锡山与日军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并未放弃。1942年4月,阎锡山又派赵承绶到太原会见日军山西驻军参谋长花谷正。花谷正提出,必须与阎锡山直接谈判,才能解决问题。5月,阎锡山亲自与日方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会谈。因条件不合,会谈未获结果。后日军将《汾阳协定》及“安平会议”开会所拍照片印刷,用飞机投撒西安,公布于世,并对阎锡山发动进攻。虽然如此,阎锡山仍与日军继续联系,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阎锡山与日伪军勾结,即调动兵力抢占太原等重要城市。阎锡山以留用技术人员作掩护,留用日军战俘与技术人员五千余人,其中有战斗力的三千余人,编为六个大队。随后,他又将伪军改编为五个“省防军”,为他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卖命。

1945年9月,阎锡山抽调重兵,令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率十三个师,分左、右两路,向上党解放区进犯。刘伯承、邓小平调集晋察鲁豫主力部队三万余人,民兵五万余人奋起自卫。经过四十余天的激战,阎军精锐三万余人被歼,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被击毙,史波波等二十七名将官被俘虏,上党战役使阎锡山的实力损失惨重。

其后,阎锡山在山西极力推行各种暴政,加强特务统治,组织“还乡团”,向广大农民进行反攻倒算,并积极追随蒋介石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但是,随着人民革命战争的深入发展,阎锡山遭到一连串的打击和失败。从1946年11月底开始,晋西各县相继被陈赓、王震等部攻占。1948年6、7月间,人民解放军发动晋中战役,阎锡山所部被歼十万人,丢失了县城十多座,连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赵承绶也被俘虏,阎锡山只有困守太原,作垂死挣扎。1948年7月以后,太原城已被人民解放军包围,解放军多次提倡和平谈判,均遭到阎锡山的拒绝。其所属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准备举行和平起义,被阎锡山逮捕,押送南京交蒋介石枪杀。

1949年1月,原晋军将领陈长捷在天津战败被俘,傅作义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编,阎锡山更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虽然他还狂妄叫喊,要与太原共存亡,暗地里却指使其亲信在蒋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动,建议李宗仁电邀他到南京“讨论国事”。1949年3月,他假借开会之机,仓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军徐向前兵团一举攻克太原,全歼守敌。第六十一军军长赵恭被击毙;国民党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服毒身亡;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以及赵世珍、孙福麟、刘奉滨、温怀宪、曹国忠、韩步洲、高倬之、刘效曾、陈如日等一批高级将领被俘虏,阎锡山苦心经营的晋绥军彻底覆灭(9月19日,绥远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义,绥远和平解放),阎锡山在山西长达三十八年之外的统治亦彻底结束。

阎锡山逃出太原后,于6月3日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然而,“阎内阁”仅仅存在一个星期,到6月11日,就被在广州成立的以蒋介石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员会所替代,他实际是个毫无实权的“院长”。“阎内阁”可以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最后一届内阁。1949年10月11日,阎锡山随“国民政府”迁逃重庆,重庆解放后,又逃往成都。12月8日,人民解放军迫近成都,阎锡山见已无立身之所,只得飞往台湾。

阎锡山逃往台湾后,曾任台湾总统府资政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继续著书进行反共宣传,直到临死前还叫嚣着要重返太原,1950年5月23日,阎锡山在台北病逝。

还有几位晋军的主要将领即徐永昌、杨爱源、商震、傅作义等,他们的结局也应让读者知道。

徐永昌(山西崞县人),1937年后,历任军委会办公室主任,保定行营主任、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1945年9月2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1948年,徐永昌出任国防部长,其后一年多时间,他活动于太原、北京、绥远之间,企图挽回国民党的危局,失败后去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等。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台北病逝。

杨爱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后,历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台湾,任总统府战备委员会顾问。1959年1月,杨爱源在台湾病逝。

商震(浙江绍兴人,生于河北大城县),1935年后,历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军委办公厅主任、中国驻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总统府参军长,1947年4月起任驻日本军事代表团团长。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商震弃政从商,并定居日本。1974年曾回国观光。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东京病逝。根据其生前愿望,其骨灰后来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

傅作义(山西荣河人),1915年二十岁从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即在晋军中任职,后成为拥兵数十万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49年任华北“剿共”总司令。在平津战役中,傅作义能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和平起义的道路,使北京这座历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毁。新中国成立后,傅作义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水利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七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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