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皖系军阀统治
（一）
1916年6月6日，北洋集团首脑、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咒骂声中死去。袁世凯在世时，凭着他的资历、声望和手段，尚能控制整个北洋集团。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群龙无首，很快走向分裂，其中主要的派系，是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冯国璋为首的直系以及张作霖为首的奉系。这三个军阀集团，互相牵制，互相争斗，长达十年之久。
袁世凯死后，皖系首先控制了北京政权。
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生。他的祖父以办团练镇压捻军起家，官至淮军统领。其父也在旧军中任过管带。段祺瑞幼承家训，也立志从军，1885考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由于学业精良，毕业后被派往德国，在克虏伯炮厂学习。一年后回国，被派往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在旧军中，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并不受重用，段祺瑞当了五年的教习。1895年底，袁世凯受命到天津小站练兵，除了自己的亲兵亲将，他也起用一批武备学堂的毕业生。1896年初，段祺瑞与王士珍、冯国璋等调到小站，很快受到袁世凯的赏识和重用，不久越级提升为炮兵统带兼炮兵学堂监督。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那军官用马鞭指着王、段、冯三人称赞说：“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因此，王、段、冯三人被吹捧为“北洋三杰”，后来，更形象化地称为“王龙、段虎、冯狗”，段祺瑞因而有“北洋之虎”的美誉。
段祺瑞遇上袁世凯，如鱼得水，尽力为之效力。袁世凯也对他倍加重用，先后任命他为常备军第三镇翼长、第四镇统制、第三镇统制、北洋武备学堂监督、保定军官学校总办、第六镇统制等。此外，袁世凯还把义女张佩蘅嫁给段祺瑞作续配夫人，这样，袁、段的关系又更深入了一层。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政府被迫起用被开缺回籍的袁世凯。段祺瑞被任命为湖广总督，统领湖北前线各军，协助袁世凯向革命党人不断施加压力，并胁迫清帝退位，使袁世凯当上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段祺瑞也被任命为陆军总长。1913年7月，段祺瑞还曾担任代理国务总理。
袁世凯当上民国总统以后，精力分散，无暇专管军事。“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退隐正定，安于山林生活；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外调南京，任江苏都督，在中央长期任陆军总长兼总统府军事处长的则是段祺瑞。随着职务的提高和权力的增长，段祺瑞已不甘对袁世凯俯首听命，更不愿当一个有名无实的陆军总长，因此，对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决定，并在军中培养自己的势力，他的亲信学生和部属，如除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曲同丰等，都担任了要职，在陆军中隐然自成派系。其中徐树铮（江苏萧县人，1880年生），是他的得意学生，长期在他手下任职，1914年迁陆军部次长，成为他的重要助手和智囊，被称为段祺瑞的“灵魂”。
对段祺瑞执掌军权，实力膨胀，袁世凯深有疑虑，但当时他正准备恢复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热衷于实行帝制，希望能当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继承人，他托阮忠枢去游说段祺瑞，想让段祺瑞率北洋将领来一次联名通电，拥袁称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绝。袁世凯得知此事，当然对段祺瑞更加忌恨，决定逐步夺回他的兵权。1914年5月，袁世凯听从袁克定的献计，成立了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硬把正隐居正定的王士珍请出担任办事处坐办。陆军总长、海军总长、参谋总长及大元帅所派高级军官，均为该处办事员，须每日到府办公。如此一来，陆军部名存实亡，总长段祺瑞退为办事员，袁世凯把全国兵权又总揽手中。1914年10月，袁世凯又建立陆军混成模范团，作为自己的亲军，以进一步加强军事集权，逐步把段祺瑞的势力排挤出去。模范团团长开始由袁世凯自兼，为了提高袁克定在军中的威望（袁克定因骑马坠地而成了跛子），到第二期便把团长职务让给了袁克定。1915年，袁世凯加快复辟帝制，更极力排斥段祺瑞，经常说他气色不好，想是有病，应当休息。段祺瑞无奈，只好以“养病”为名避居西山，不久又提出辞呈。袁世凯假意挽留，到了5月，下令派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6月，借故免去徐树铮陆军次长的职务；8月29日，袁世凯正式批准解除段祺瑞陆军总长的职务，由王士珍继任。
段祺瑞被解职后，袁世凯复辟帝制，终于当上洪宪皇帝，但是遭到全国人民的愤怒声讨。云南护国军兴，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很快陷入众叛亲离，岌岌可危的困境。袁世凯打算请出段祺瑞，替他应付局面。他先任命徐树铮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借以讨好段祺瑞，然后再请段出山。但是，段祺瑞却以“宿疾未痊”，拒不受命的做法。袁世凯不得已，最后放弃帝位，再亲笔写信请出段祺瑞，委以参谋总长，后又委以国务卿，希望他帮助自己维持总统的职位。但是袁世凯紧握军权及用人权不放，段祺瑞不过是个有名无实的政治傀儡，他当然不肯为袁世凯效死力。
1916年5月下旬及6月初，袁世凯因忧愤病生。6月5日，袁世凯自知死期将至，传命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及表弟张镇芳、长子袁克定等到病榻旁交待后事。徐世昌问及总统继任人，袁世凯只说出“约法”二字。袁克定急忙追问：“金匮石屋？”袁世凯此时只能把头微微一动，似表示同意。原来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约法，规定总统不能行使职权时，由副总统继任。这个约法已被袁世凯下命废止，另搞一个新约法，关于继任总统的人选，规定由现任总统提名三人，写于嘉禾金简
，藏于金匮石屋，待总统死后取出，从中选定一人为总统。袁克定所问的“金匮石屋”，显然指袁记约法所规定的做法。
6月6日，袁世凯死后，大家打开金匮石屋，见嘉禾金简上写着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据后人透露，袁世凯是在几天前将袁克定的名字换上段祺瑞，因为他意识到不会有人推举和辅佐自己的儿子当总统的，害得袁克定白做了一场黄粱美梦。
名单找了出来，究竟应选谁继任总统？老于世故的徐世昌当然不便也不会推举自己，并认为在这个时候段祺瑞也不是合适人选，最好让北洋派及护国军都能接受的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利用他来收拾残局。徐世昌的主张一提出，段祺瑞也不便再说什么，表示同意。段祺瑞并不是不想当总统，他是意识到自己的威望和实力还不足，如果由他继任总统，必然会招惹冯国璋的忌恨和争斗，以及西南护国军的反对，不如把手无寸铁的黎元洪扶在傀儡总统的位置，自己以内阁总理的身份独揽大权，利用责任内阁之名，行军事独裁之实，这是他同意推举黎元洪为总统的主要原因。
（二）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继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在这里，有必要简介黎元洪其人，因为他走上政坛，身居高位，有一段颇为离奇可笑的经历。
黎元洪，字宋卿，祖籍安徽，本籍湖北黄陂，后人也称他黎黄陂。1864年生于汉阳。14岁随父上直隶。19岁考上北洋水师学堂，是水师学堂的优等生，严复很欣赏他，称赞他“德胜于才”。他曾参加过朝廷的两次秋操，并指挥南军两次取得南北对抗的胜利，段祺瑞便是他的手下败将，这为后来的“府院之争”埋下伏笔。毕业后，黎元洪在广甲舰任职，甲午海战中死里逃生。1895年投两江总督张之洞，备受器重。1905年擢升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平时表现出治军严整、刚正不阿、和善开明，在湖北军政各界留下良好印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当晚，黎元洪亲手处决了两名准备参加起义的士兵，并威胁部属说：“谁敢造反，如此下场。”10月11日，革命党人攻占武昌，黎元洪已知局势难以控制，换上便装逃往随从参谋刘文吉家躲藏起来。不料，革命党人找到刘文吉家，把黎元洪从床下拽了出来，把他带到楚望台的起义军临时指挥部，后又把他簇拥到咨议局会场。黎元洪以为要把他处决，不料，会场中全体与会者起立，鼓掌欢呼，黎元洪不知所措。原来，革命军攻下武昌，急需组建军政府，革命党人张振武、蔡济民、吴兆麟等及原咨议局长汤化龙等清朝旧员商议，要推出一位众望所归的权威人物来控制局面，发号施令，后来想到了黎元洪。当黎元洪明白事情的原委后，连声高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的都督名下签字。最后，革命党人李翊东用枪对着他的脑袋，逼他签字，他还是不肯签。李翊东干脆将笔夺过，在布告下端划了个黎字，布告于是发出。到12日、13日，汉口、汉阳光复，黎元洪见局势已定，也表示接受出任军政府都督一职。10月16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场正式宣誓就任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都督。后人都笑他是个“枪口下逼出来的都督”。
黎元洪被革命党人拥戴为都督后，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开始合作，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在接见英文《大陆报》记者时说：民军的目标是推翻满洲人的统治，并以美国为蓝本建立共和制度。他还说：满洲统治者从来没有公正地对待过汉人，只是一昧地屠杀和镇压，因此才爆发了革命。革命成功后，中国将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外国资本能自由地与中国资本、劳动力结合，以开放中国的资源。该记者惊呼：黎元洪是中国最伟大的改革者。
其后，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当上副总统兼湖北都督。南北议和结束，袁世凯篡夺了革命党人用鲜血换来的辛亥革命果实，登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黎元洪也当上了中华民国的副总统，授衔陆军上将，仍兼湖北都督，坐镇武昌。黎元洪虽然大权在握，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底细，有些武昌起义元老并不把他放在眼内。为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黎元洪与袁世凯合谋，杀害了张振武和方维，造成民国第一大冤案。1913年二月革命爆发，袁世凯调兵南下，湖北再度成为南北双方争夺的重要战场，黎元洪全力投向袁世凯，帮助袁世凯打败国民党人。尽管黎元洪已甘心投靠袁世凯，但袁世凯派段祺瑞到汉口，以“蹉商要政”为由，迎驾黎元洪北上。谁知，到北京以后，黎元洪使失去了行动自由，成了袁世凯的政治俘虏，只能挂着个副总统的空衔，过着几乎隐居的生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被推上了总统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实权，却由国务总理段祺瑞所控制。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集团。徐树铮、靳云鹏、曲同丰、傅良佐被称为“皖系四大金刚”。此外，段芝贵、吴光新、卢永祥等都是皖系干将。段祺瑞凭借其军事实力，控制着北京政权，控制全国。但是，黎元洪自当上总统以后，也不甘做政治傀儡，争欲执掌实权，于是，黎、段的冲突不可避免，演出了一场府（总统府）院（国务院）之争。
黎元洪上台后，重提裁兵，想将全国军队集中于中央，并削弱段祺瑞的军权，但身兼陆军部长的段祺瑞极力阻挠，使裁兵终遭流产。后段祺瑞任命亲信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黎元洪只得勉强让步。徐树铮上任后，根本不把大总统放在眼中，平时只到总统府催黎元洪盖印，凡事不须他过问。为反击段祺瑞的嚣张气焰，黎元洪授意总统府秘书长丁世铎制订划分府院权限的文案，主张大总统对国务院自由行使职权，这次，段祺瑞不得不稍作让步。不久，徐树铮又借故打击内务部长孙洪伊，一连四次，手持“孙洪伊着即免职”的命令亲赴总统府，请黎元洪盖印，均遭拒绝。最后，段祺瑞亲自出马，黎元洪依旧不准。段祺瑞盛怒之下弃职离京。黎元洪想请出徐世昌组阁，但徐世昌不肯得罪段祺瑞。黎元洪感到事态严重，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结果，在徐世昌的调停下，徐树铮、孙洪伊及丁世铎同时被免职，段祺瑞才官复总理原职。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尾声。日本和美国出于各自的利益考虑，在中国对德的关系问题上，分别支持主战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日本政府对德宣战，并怂恿北洋政府总理段祺瑞参战，是以企图攫占德国在华的权益，从而进一步控制中国。段祺瑞则企图以参战为名，向日借款扩充军备加强实力，借日扶持编练“参战军”；黎元洪为首的主和派反对参战则企图利用全国反战舆论打击主战派。结果，两派你争我夺，各不相让。黎元洪请出徐世昌、王士珍、冯国璋出面帮忙，但三人也不敢得罪段祺瑞。结果，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
之后，段祺瑞又积极准备对德宣战，遭到黎元洪及各方人士的反对。4月，段祺瑞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召集安徽督军倪嗣冲、福建督军李厚基、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河南督军赵倜、吉林督军孟恩远、直隶督军曹锟、山西督军阎锡山、山东督军张怀芝、察哈尔都统田中玉、绥远都统蒋雁行、晋北镇守使孔庚等到北京，成立督军团，以图逼迫黎元洪同意参战，但黎元洪依然拒绝。5月10日国会审批此案时，段祺瑞又指使军警流氓数千人组成“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胁迫议员通过。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所为，在美国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于5月23日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任命伍廷芳为国务代总理，王士珍为京津临时警备司令。
段祺瑞被免职后，退避天津，指使九省督军脱离中央宣布独立，并授意在徐州的长江巡阅使张勋入京倒黎。于是，张勋通电拥护总统，自愿充当府院之争的调停人。黎元洪在皖系压力下内外交困，孤立无援，只好同意由张勋作“调人”，并明令张勋入京“共商国是”。
张勋，江西奉新人。早年投清军。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凯。清末曾任云南提督、甘肃提督、江防营统领、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等。民国成立后，历任江苏督军、长江巡阅使、安徽督军等。张勋效忠清室，部队皆留发辫，人称“辫子军”，他也被称为“辫帅”。袁世凯死后，邀集七省军阀代表主盟徐州会议，组成“十三省区联合会”，阴谋复辟清室。这次北上“调解”府院之争，其真实意图也在于趁机搞复辟。6月7日，张勋率五千辫子军自徐州北上，经天津时与段祺瑞密谋。入京后，张勋先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再逼黎元洪辞职。黎元洪如梦初醒，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只好只身逃往日本使馆避难。之后，张勋与清朝遗臣筹划复辟。7月1日，拥逊帝溥仪“重登大宝”，宣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恢复清朝官制，大加封官授爵。张勋被封为忠勇亲王、自任首席议政大臣、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
张勋复辟遭到举国一致反对，如任命谭延闿为湖南巡抚的电令发到时，谭正在宴客，见此连呼“滑稽”、“滑稽”不已。当时各省奉满清诏谢恩的，只有“安徽巡抚”倪嗣冲；挂龙旗的，也只有北京和蚌埠两地而已。黎元洪接受秘书长张国淦的建议：一则致电冯国璋，令其代行大总统职权；另则起用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命其出师讨伐张勋。段祺瑞见借张倒黎的目的已达到，便摇身一变，组织“讨逆军”，自任总司令，在天津马厂誓师，进京讨伐张勋。辫子军一战而溃，死不逾百，市民遭池鱼之殃者3人，学校仅停课1天。许多人在从北京往天津的列车上观看了两军对垒，如同看戏。张勋战败，于7月12日逃入荷兰使馆。溥仪再度宣布退位。
张勋复辟仅十二天便告收场。 张勋复辟失败后，躲在荷兰使馆的洋楼中，生活舒适。曾有访客问他：“复辟是否符合国情，姑且不论。倘公及早宣布立宪已安人心，虽败亦足解嘲，胡不见及此？”张勋说：“我不懂这套玩意儿，都凭着公雨（万绳拭）等人瞎闹而已！”
段祺瑞赶跑张勋，接任国务总理，俨然成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后，他假惺惺到日本使馆，恳请黎元洪回府复职。黎元洪作为府院之争的失败者，无意再当“北洋之虎”的政治傀儡，后迁往天津居住。
（三）
段祺瑞重新上台，执掌政权后，全国舆论呼吁恢复第二次解散的国会，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绝。在张勋复辟之时，孙中山当即在上海号召护法。
孙中山自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寓居上海，仍十分关心政局的发展。此时，孙中山更认为段祺瑞是对民国的背叛，即于1917年7月17日自上海南下广州护法。孙中山的护法号召，首先得到海军的响应，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宣布海军独立，随后率海军第一舰队开赴广东，参加护法斗争。孙中山电召国会议员赴广州开会。到8月下旬，到达广州的议员达130余人。25日正式召开国会，因到会议员不足法定人数，故称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宣布约法未完全恢复前，中华民国行政权由大元帅行驶。9月1日，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分别为元帅。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的开始，护法军政府与北京政府形成对峙的南方政权。
参加护法的军队除海军外，还有滇军、粤军以及部分桂军、黔军、湘军、川军。尤其是西南滇、桂军阀，在护法军政府中实力最大。
说说滇系军阀。辛亥革命后，蔡锷任云南都督。唐继尧率部入贵州，任贵州都督。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于1913年10月将蔡锷调往北京，担任陆军部编译处副总裁、全国经界局督办等虚职，实则将蔡锷监视起来。而云南都督一职，蔡锷力荐唐继尧继任，获得袁世凯批准。11月，唐继尧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云南军政大权，控制了全部滇军，
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云南督军则仍为唐继尧出任。然而，蔡锷就任川督不久，病势即日渐恶化，不得不于8月底离川东渡日本治疗。蔡锷离川前，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蔡锷到日本后，仍医治无效，于1916年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仅34岁。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中一位重要的军政界人物，尤其是他策动和领导了护国战争，推翻了袁世凯的统治，这功绩是永垂史册的。蔡锷与在10月31日在上海病逝的黄兴，都安葬在故乡长沙的岳麓山。
蔡锷病逝后，罗佩金出任四川督军。虽然唐继尧、罗佩金都参加护法军政府，派了入粤滇军和入粤川军，但他俩并不在护法军政府视事，军政府的大权落在岑春煊以及桂系军阀陆荣廷的掌握之中。
岑春煊，广西西林人，父亲是曾任清代云南巡抚、云贵总督、福建巡抚等的岑毓英。岑春煊也是大官僚，曾任陕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邮传部尚书，清末曾与袁世凯争斗。民国成立后，任汉粤川铁路总办等。1913年参与二次革命，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失败后逃亡日本。护国运动到来，又被推为护国军务院副抚军长，代行抚军长职务。岑春煊还是政学系的成员。所谓政学系，是国民党议员张耀曾、李根源、谷钟秀等反对冯国璋、以欧事研究会成员为基础组织的学会。该学会拥护孙中山和黄兴，奉行三民主义，拥护共和，实现宪法。此番就职，岑春煊宣誓道：“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岑春煊由于他的资格和影响力，实际已成为旧桂系军阀的靠山，陆荣廷也要借助于他。
陆荣廷，广西武鸣人，清末任广西提督。辛亥革命当上广西都督。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发布护国讨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陆荣廷宣布反袁，给袁世凯重大打击，3月22日，袁世凯被迫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当大总统。为加强各派反袁力量的联合，西南护国各省，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组织护国军务院，唐继尧、岑春煊出任正、副抚军长，陆荣廷、陈炳焜代表广西出任抚军。陆荣廷亲率部队1万人，取道柳州、桂林、全县直指湖南，配合云南护国军向北洋军进攻。5月中旬，陆荣廷部进入湖南，下旬到达衡阳。袁世凯的亲信、湖南都督汤芗铭为大势所迫，亦宣布湖南独立，接着乘船北遁。湖南独立，使重病的袁世凯怨愤交加，于6月6日死去。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任命陆荣廷为湖南都督。陆荣廷知道自己难以控制湖南，他所图的是两广地盘，所以并不受命，荐谭延闓代。北京政府于7月6日改任陆荣廷为广东督军，陈炳焜为广西督军，这才合符他的心意。当时，护国战争结束，军务院也于7月14日宣布撤销。于是，陆荣廷率莫荣新、谭浩明、马济等军南下广东，围攻广东都督龙济光于广州，迫使龙济光退居琼崖，9月中旬解决了广东。就这样，陆荣廷利用护国战争之机，控制了两广，成了西南地区炙手可热的一方军阀，实际操控着南方护法军政府。
（四）
面对南方护法军政府的成立，段祺瑞急于扩充军备，决心发动第二次南北战争，以武力统一中国。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的代表西原龟三经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约一亿四千五百万日元，用以购买日本军火，编练“参战军”。
袁世凯死后，以直隶河间人冯国璋为首的军阀结成联盟，世称直系。直系的势力当时主要在长江流域，江苏督军冯国璋、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称“长江三督”。冯国璋出任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不无顾忌，但能将冯国璋调离他的势力范围，反倒容易对付。冯国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职，但必须以李纯接任江苏督军，陈光远为江西督军，自己带一师人马入京。在这些条件满足后，他才动身离开南京。冯国璋虽然当上一个没有多大实权的总统，但新的“长江三督”则是他的外部力量。
冯国璋入京后，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样对他加以架空和利用；冯国璋当然力图摆脱控制，当一个有名有实的总统。双方的矛盾，亦即直、皖两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争”。而相争的焦点，是在对西南军阀及广东护法军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借此扩充皖系的势力；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借此讨好西南军阀，保护直系的利益，从而对抗皖系。
1917年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为湖南督军，吴光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调北洋第8、第20两师入湖南。湖南的争夺战，拉开了南北战争（护法战争）的序幕。冯国璋一面与西南实力派陆荣廷等暗中往来，互通声气，一面指使“长江三督”加以牵制。于是，陆荣廷在南宁召开两广援湘军事会议，通电公开讨段，出兵大举援湘。长江三督则联名发表和平建议，与西南军阀呼应。
11月，正当湖南战事继续扩大之时，北洋军第8师师长王汝贤、第20师师长范国璋突然于11月14日发出通电，主张停战议和。王、范两将均系直隶人，与冯国璋关系良好，故有此举。紧接着，长江三督以及直隶督军曹锟联名发表通电，响应停战。形势的突变使段祺瑞极为被动，只得以退为进，提出辞职。占了上风的冯国璋不失时机，于11月25日下令准免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先以外交总长汪大燮代理，后又请出王士珍署理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
段祺瑞解职，不过退居幕后，徐树铮仍在前台活动，在他们的背后，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树铮于12月2日策动了北方十督：曹锟、张怀芝、张作霖、倪嗣冲、阎锡山、陈树藩、赵倜、杨善德、卢永祥、张敬尧等齐集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12月6日，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明令讨伐西南。冯国璋在督军团的逼迫威胁下，只得表示让步，下达讨伐令。又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段芝贵为陆军总长，使皖系得以东山再起。此时，由冯国璋原先授意，李纯与陆荣廷达成了谅解。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的条件，一旦满足这些条件，两广即取消自主。这样一来，冯国璋又发出了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但北方主战派立即又展开攻势。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锟等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实际是想“合法倒冯”。在这种形势之下，冯国璋改变策略，声称要亲自出征讨伐西南，亲率拱卫军一旅，乘车沿津浦路南下，实质想逃离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营南京。不料，专车开到蚌埠时，被皖系干将倪嗣冲拦截，迫使冯国璋回到北京。这样，冯、段两派的斗争更趋白热化。
为了从根本上打击冯国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树铮到奉天与奉系首领张作霖商讨合作，调奉军入关“兵谏”，迫使冯国璋就范。以日本运来的军火，作为换取奉军入关的条件。奉系得到军火后，迅速出兵入关，进逼天津。皖、奉联合，冯国璋的处境更加危险，不得已再作妥协，又一次请出段祺瑞当国务总理。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时按原定合法驱冯的计划，指使临时参议院通过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修正案。1918年8月12日，皖系一手操办的安福国会开幕，合法倒冯的时机已成熟。
在这里，很有必要先解释一下安福俱乐部，安福系及安福国会等几个名称。安福俱乐部，是皖系军阀的御用团体。1917年3月，段祺瑞为抵制孙中山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和操纵是年9月的总统大选，指使王揖唐、唐毓隽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住宅组织俱乐部。3月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开会，且本部设于此，故取名安福俱乐部。俱乐部的组织具有一个国家全部官制的雏形，下设干事部，主任王揖唐；评议会，会长田应璜；政务研究会，会长李盛铎。以安福俱乐部为组织形式而形成了一个派系，称为安福系，是皖系军阀政治上的中坚和核心力量，其首领为徐树铮、王揖唐等。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的意见。9月29日下令召集，11月10日开会。临时参议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务是修改民国元年所定有关国会的各种法规，以便组成有利于皖系的“正式国会”。1918年2月17日公布了《修正国会组织法》，选出参议院议员168名，众议院议员406名。8月12日国会成立。参议院正副议长为李盛铎、田应璜，众议院正副议长为王揖唐、刘恩格。由于它是由安福俱乐部一手包办选举产生，而且安福系占绝对多数议席，故称安福国会。
安福国会的目的是倒冯。冯国璋自知无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时下台为他下野的条件。正当此时，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原来倾向皖系的直隶总督曹锟及他的第3师师长吴佩孚等前线将领由主战变成了主和。吴佩孚还公开痛骂安福国会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长江三督也发出先决时局，后选举总统的通电。这些，都旨在挽救冯国璋，冲击段内阁。面对直系的反扑，段祺瑞决定迅速组织总统选举法，尽早完成合法倒冯计划。为避免直系的直接报复，段祺瑞表示与冯国璋同时下野。9月4日，大总统选举会正式举行，结果徐世昌当选，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野。
冯、段的结局，形式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段祺瑞不过是以退为进，他依旧在幕后操纵和控制着中国政治。而冯国璋则是个彻底的失败者，下野后回到河间隐居，经营产业，一年后在北京帽儿胡同私宅病逝。
（五）
冯、段相争的结果，使得徐世昌当上了中华民国第五任大总统。徐世昌，字菊人，号东海等。祖籍直隶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于开封。清朝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早年便认识袁世凯，还有个故事： 徐世昌微时，曾在项城县署襄助文案。一日，慕名拜访袁世凯，门卫阻之，徐恍若未闻，昂然入内。袁世凯正在仰山堂执卷而读，徐世昌径自走到他的面前长揖作礼。袁世凯起立还礼，延之上座。两人座谈良久，慷慨论天下之事，互相倾服，于是订交。徐世昌回到县署，对县令说：“吾今日识一人，他日必成伟业丰功。”县令问是何人，徐世昌大声回答：“项城袁世凯！”
1895年，徐世昌被袁世凯罗致小站练兵，成了袁世凯的主要策士，有“北洋军师”之称。袁克定非常讨厌他，称他为“活曹操”。因为他喜怒不形于色，北洋旧人都认为“伺候项城（袁）易，伺候东海（徐）难”。后曾任东三省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民国成立后，曾任国务卿，但更多时，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当各派系的“调人”。其实，他是一位圆滑奸诈的老政客。安福国会之所以选举他继任总统，当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权的北洋官僚，同时，又是一个能使直、奉及西南军阀所能接受的人选。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后，曾先后任命钱能训、龚心湛为国务总理，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参战督办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对各届内阁都进行着控制，尤其是徐树铮，在国务院事事干涉，无论何项政务，不经他过目，即使片纸只字，亦飞不出国务院大门，国务总理不过是个盖印工具罢了。段祺瑞不任国务总理，专任参战督办，正是为了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作为支柱，以巩固和扩大皖系的武装力量，控制中央政权。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过是个文人总统，无法与气势汹汹的皖系军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标榜，以示其与以往军阀军人当政之区别。他尽量任用自己的旧幕僚，如梁士诒、叶恭绰、龙建章、吴世湘、曹秉章、许宝衡、钱能训、周树模、朱启钤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确保高位的政治势力。此外，他更意识到，真正有势力足以与段氏皖系抗衡的，当时唯有直系曹锟及奉系张作霖，且这两派都与自己夙有渊源，因此，他极力交欢于直、奉双方。对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动。当时的陆军总长靳云鹏，与直系曹锟、奉系张作霖皆有儿女姻亲，徐世昌便多方笼络，以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英、美欲与日本争霸东方，先后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统一南北的劝告。当时，国内也群情厌战，徐世昌即因势利导，发布和平令，实施“南北议和”。这样做，一则顺应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则也是对皖系军阀“武力统一”的对抗，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徐世昌交欢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当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满，尤其对“南北议和”，更是极力破坏。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陕西督军陈树藩挑起战事，破坏和会；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设置障碍，使多次和谈陷于僵局和破裂。
1919年1月，各战胜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和平会议”。中国政府也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了和会，并提出希望帝国主义放弃在华特权，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和袁世凯订立的二十一条、归还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等，遭到帝国主义的蛮横拒绝，竟将德国在山东掠夺的一切权利全都让予日本。梁启超专程到巴黎，了解和会的情况。得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即将消息传到国内，全国人民大为震惊，而北京政府竟准备同意在和约上签字。于是，全国舆论鼎沸，群情激愤，爆发了五四运动。
革新思潮在晚清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大量传入中国，并影响着年轻的一族。民国初年，这些影响随着陈独秀所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等刊物的发展以及以胡适、鲁迅等学者倡议的白话文运动的推动，自由、反抗传统权威等思想影响了学生和一般市民。这场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从思想、文化领域激发和影响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的爱国热情。少年中国学会、公学会、新民学会、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工读互助团等团体、组织纷纷建立。“巴黎和会”中国受到的屈辱，促使了中国民情的总爆发。从5月4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走上街头组织演讲、宣传，要求惩办交通总长曹汝霖、制币局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济南等地的学生、工人也给予支持。6月6日起，上海工人相继罢工，继而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运动的主力也从北京转到上海，再影响全国各地。
五四运动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除了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梁启超、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鲁迅、俞平伯、钱玄同、刘半农等继续起到领导作用，一批学生领袖如邓中夏、张国焘、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梅斯平、瞿秋白、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闻一多等也走到了中国政坛的前台。
对这场运动，社会各界人士也都理解和支持。保皇派康有为公开赞美学生运动：“诚自宋大学生陈东、欧阳澈以来，稀有之盛举也。试问四万万人对于学生此举，有不称快者乎？”又说：“自有民国，八年以来，未见真民意、真民权，有之自学生此举始耳。”并主张立即释放被捕学生，诛杀卖国贼曹、章。新文学运动的头号敌人林纾，表示支持抵制日货。北洋系前线将领吴佩孚通电支持学生，痛斥政府，不久更唱着抗日歌曲，“撤防”北上。湖南督军张敬尧、江西督军陈光远也要求政府罢免曹、章、陆，力争收回青岛。教育总长傅增湘三次提交辞呈，迫使政府收回了惩处肇事学生的命令；他还坚决拒不签署解散有关学校的命令。就是被学生痛打了的章宗祥，也委托其妻子具书呈请国务院释放学生。这种形势，对亲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弄得声名狼藉。段祺瑞负隅顽抗，直、奉军阀也乘势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钱和武器装备的嫡系部队“参战军”共三师四个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而失去“参战”的借口，于是，他先后改名为“国防军”、“边防军”，派徐树铮主管，自己亦改名为“边防督办”。徐树铮具有强烈的个人野心，飞扬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当皖系军阀整编边防军时，徐世昌为调虎离山，以处理“外蒙自治”为由，于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管理西北边防事。8月，又特派徐树铮兼西北边防总司令，原参战军改称西北边防军。
徐树铮受命率部赴外蒙古，军威甚威。他又以礼物宴会联络安抚主要官员，并十分策略地主张外蒙撤治不需订立条约，而是劝蒙方宗教活佛出面率众呈请撤治。1919年11月，在外蒙举行了册封典礼，中国政府加封活佛为外蒙翊善辅化博克多
哲布尊丹巴
呼图克图汗。徐树铮武功文治，改组外蒙官署，设立边业银行，筹还外蒙俄债，注销外蒙欠前清户部的债务。他还引种蔬菜，修建公路，创办日报，加强中华文化教育，推行汉化教育，且在库仑开辟网球场，与部将同嬉，自称“绝域蹋踘”，大有汉朝霍去病、赵充国之遗风。徐树铮做了许多有益于外蒙社会政治稳定、经济文化发展的好事，造成了外蒙自治问题的缓解。由于徐树铮的积极经营，不仅控制了西北地区，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块大地盘。
徐树铮在外蒙撤治成功后，回驻京都，库伦事务委托李垣副使代理。不久，吴佩孚从湖南撤防，行抵保定，声言行将入京。吴在张作霖、曹琨等人的支持下，罗列徐树铮的罪状，并请中央削去徐的兵权。段祺瑞迫于形势，免去了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职务。
在内阁问题上，五四运动期间，段祺瑞指责国务总理钱能训镇压学潮无能，企图使安福系首领王揖唐出组新阁；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财政总长龚心湛暂代。后来经过反复争斗，徐世昌和直、奉军阀联合，有意推荐靳云鹏出任国务总理。靳云鹏是皖系大将，“四大金刚”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对；靳云鹏与徐树铮关系恶劣，推出靳云鹏，可以达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云鹏又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门生，奉系张作霖的儿女亲家，直系大将曹锟的换贴兄弟，对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开反对，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干将曾毓隽、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书长和财政、司法、交通三总长，靳云鹏不接受。而靳云鹏提出的阁员名单，又遭到段祺瑞、徐树铮和安福议员们的反对。到11月28日靳云鹏正式组阁时，曾毓隽、李思浩、朱深还是被塞进了内阁。靳云鹏难安其位，与段祺瑞、徐树铮的裂痕迅速扩大。
1919年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其手下大将吴佩孚更异常活跃，对皖系和安福系不断发起挑战。曹锟于保定、吴佩孚于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应。与此同时，直系还利用皖、奉的矛盾，积极争取张作霖，共同把矛头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2月23日，当战火纷飞之时，在山东的曲阜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位婴儿诞生，那就是孔子第77代孙孔德成。孔德成的父亲孔令贻，生有孔德齐、孔德懋二女后去世，而偏房王宝翠已有身孕。当王宝翠将要临盆时，社会各界都极其关注，唯恐有假冒男婴的事，于是，北洋政府派了一位将军带领军队保卫产房，山东省的政府首长坐镇，终于，在众人的注视下，遗腹子孔德成降临人间，孔子的血脉得以延续。出生百日后，孔府收到北洋政府徐世昌大总统令，孔德成袭封第31代衍圣公、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
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吉、黑八省军阀代表会议，讨论反皖对策，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吴佩孚从湖南撤军北上。与此同时，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出迎击准备。6月22
日，曹锟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举行会议，提出解散安福国会、罢免安福系三总长、撤销边防军等多项条件，继而再提出惩办“祸国殃民”、“卖国媚外”的徐树铮。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时局对策，坚决不肯退让。几经反复，徐世昌在直、奉双方的作用之下，于7月4日发布命令：调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免去西北筹边使，令其留京供职。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月8日，他由团河回到北京，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人员开联席会议，决定起兵讨伐曹锟、吴佩孚，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徐树铮为总参谋长，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兼京师总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李进才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双方剑拨弩张，战争一触即发。在这最后时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惩办吴佩孚，将曹锟“褫职留任”，但已无法阻止局势的发展。吴佩孚则通电痛骂段祺瑞：“自古中国严外国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誓不与石敬瑭、张邦昌、刘豫、吴三桂共戴一天。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7月14日晚，直皖战争终于爆发。
直皖战争的主要战场在京汉路和京津路之间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杨村一带。直系兵分两路，吴佩孚任直军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曹瑛任东路总指挥，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7月14日晚，皖军首先向直军的杨村进攻，直军放弃杨村败退北仓固守。初战皖军告捷。7月17日，战情发生变化。吴佩孚率军退出高碑店，奔袭皖军西路军指挥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挥曲同丰被俘，余部投降。同日，奉系军阀张作霖通电与直军并肩作战，令27师、28师开进关内，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系东路军指挥徐树铮在廊房不战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绥路败走。至此，东西两路皖军均大败。在战争开始后，南方军阀支持直系。孙中山的广东护法军政府也发布讨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于7月19日通电罢免官职，撤销定国军名义。7月22日，直系察哈尔都统王廷桢率部进驻康庄，在居庸关附近打败皖军残部。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直皖战争结束。
直皖战争一结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销对曹锟、吴佩孚等处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撤销督办边防事务处及西北边防军名义；通辑祸首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王揖唐、丁士源、梁鸿志、王郅隆、张宣等人；夺曲同丰、陈文运等人官职；解散安福俱乐部。皖系势力从此衰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