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国民党败退台湾
（一）
与国民政府迁都广州相比，共产党的中枢机构从延安迁到了河北的平山县。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11人，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主席团主持了此次会议。这次会议，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乃至对新中国的建设，都作了部署。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定都北平，是毛泽东和其他人士意见的综合。辽沈战役后，叶剑英出任北平市市长。1月底，叶剑英给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写信，也提出定都北平的好处，并提议中共中央的驻地选在北平西郊的香山。2月，中共中央派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一行13人到北平，与北平警备司令程子华一道，到香山视察。他们认为，除了安全、守卫等原因，香山有慈幼院3000多间房子，可容纳多人办公与居住。李克农将视察情况向中央汇报后，中央决定了香山为中央机关的驻地。四野林彪司令员调派吴烈一个师驻守，另派工兵二连帮助修理工作。3月，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包括聂荣臻、程子华、刘亚楼、李克农5人组成的迎接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安排一切迁平事宜。
3月23日上午，早饭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大书记率领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起程，乘车向北平进发。毛泽东随身要带上一本书，是郭沫若所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在吸取当年李自成进京后很快就被赶出京城的教训。临行前，他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赶考去哟！”周恩来说：“是啊，我们都能够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不能退回来，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
车队于第二天中午到达保定，毛泽东听取了中共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工作汇报。之后，车队继续前进，到达涿州。叶剑英等在此等候。叶剑英汇报，准备搞个隆重的入城式。毛泽东认为没有必要惊扰百姓。周恩来提议，我们不进市区，可以在西郊机场搞一个小型的阅兵式，请社会各界代表参加，也算出个安民告示。毛泽东赞同。
3月25日凌晨，毛泽东一行换乘火车赴北平。早上6时到达清华园火车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克农等迎接。随后，毛泽东一行乘小汽车到颐和园益寿堂休息。毛泽东刚外出散散步，在昆明湖边，他发现偌大的公园空空荡荡，没有一个游人。他问警卫员叶子龙。叶子龙回答，为了首长的安全，今天不开放。毛泽东不高兴了，说：“公园不是私园，没有游人象什么样子。好了，不游了，不游了。”
回到益寿堂吃午餐。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围炉吃烧饼和熟肉。下午5时，毛泽东一行到西郊机场，与在那里迎候的叶剑英、林彪、聂荣臻、贺龙等热烈握手。与沈钧儒、黄炎培、李济深、郭沫若等百余名民主党人士以及北平各界代表亲切会见，互致问候。与和平解放北平有功的傅作义将军亲切交谈和合影留念。
此时，一颗银白色的照明弹腾空而起，阅兵开始。毛泽东在刘亚楼陪同，登上一辆吉普车。其他领导人也依次登车。乐队高奏《解放军进行曲》。接受检阅的有坦克兵、摩托化步兵以及“塔山英雄团”等战斗英雄集体。车队所到之处，群众高呼口号，声震西郊机场。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人与群众合影留念。接着，驱车前往香山，住进双清别墅。毛泽东命令警卫员将卧室内的钢丝床换回木板床。将附近防空洞口上写有“毛主席万岁”的口号涂掉。
当天晚上，新华社播发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进驻北平并准备定都北平的消息。在南京的蒋介石听到后，十分气恼，却又无奈。
共产党人最终进入了北京城，有12位经历了万里长征以及其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女战士，百感交杂，留下了一幅珍贵的合影。她们是刘英、陈琮英、戚元德、周月华、危秀英、邓六金、甘棠、吴仲廉、李坚真、李贞、廖似光、蔡畅。
（二）
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崩溃、南京丢失后，蒋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代行总统。蒋介石“下野”前，对广东人事作了布置，命亲信将领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让薛岳出任广东省主席。行政院长孙科得蒋介石授意，于1949年1月25日正式宣布将政府南迁广州。2月4日，孙科及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国民党秘书长郑彦棻飞抵广州。此举明显也是拆李宗仁的台。中央机关都跑了，剩下总统府孤零零留在南京。2月20日，李宗仁飞抵广州，与孙科交涉无果。李宗仁发起倒孙运动。3月8日，孙科提出辞职。结果，由何应钦接任行政院长一职。南京被解放14个小时后，何应钦飞抵广州。两天后，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童冠贤、经济部长孙越崎等也相继抵穗。
从2月起，国民政府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下属各部委陆续迁至广州。考试院则迁到广西梧州。各部委在广州艰难地寻觅办公地址，有些机关就只能租些民房来办公。最可怜的是监察院下属的审计部，在广州市内竟找不到办公的地方，须南下到中山县的小榄镇，跟十几处祠堂的负责人商谈，借用麦三房祠、南湖兰席祠、似稽祠、旌义祠、遐峰祠、二白祠、默斋祠、敦睦祠等祠堂来办公。
这个时候，蒋介石在上海巡视防守，布置撤退台湾事宜。代总统李宗仁及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虽然到广州继续任职，但既无军权，又无财权，李、何的权力名存实亡。李宗仁赌气飞回老家桂林，广州国民政府群龙无首。党政要员纷纷飞到桂林劝驾，李宗仁不理会。5月2日，白崇禧亲自到桂林相劝，李宗仁无奈再回到广州。5月20日，何应钦又提出辞职，李宗仁希望让居正出来组阁，但蒋介石从中作梗，最终由阎锡山代之。李宗仁后来也与蒋介石决裂，11月20日，以就医为名，从南宁乘专机飞到香港；12月，再飞往美国，度过16年的流亡生涯，直到1965年回归祖国。
当时，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尚有近二百万人，蒋介石嫡系部队尚有胡宗南、刘安琪、刘汝明、宋希濂等部，其余多为桂、粤、川、滇、甘、青等地方军阀武装。已为数不多。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在幕后遥控指挥。7月14日，他干脆由台北飞抵广州，7月16日成立国民党非常委员会，自任主席，由幕后又转到台前，公开指挥国民党军残余力量作最后一战。他任命陈诚负责东南战事，白崇禧负责华中战事，张群负责西南战事，胡宗南负责西北战事，企图负隅顽抗。
但是，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以后，在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残余部队展开扫荡，势如破竹，蒋介石绞尽脑汁，疲于奔命，也无法挽救其彻底灭亡的命运。
在华北方面，太原战役后，阎锡山12万人被全歼。随后，大同、新乡、安阳先后失守。6月2日，刘安琪第21兵团也从青岛经海路南逃，华北全境完全被解放。
在西北方面，从1949年5月起，彭德怀率领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向胡宗南集团及甘肃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等部发起攻势。胡宗南先后丢失咸阳、西安、宝鸡、凤翔等，被歼4万5千人，残部退往四川。而二马更被解放军一路追击，先后丢失平凉、天水、兰州、西宁、银川。到9月底，马家军被歼约15万人。马步芳、马步青等逃亡。宁夏的马鸿逵部队在马全良、卢忠良率领下宣布起义。马鸿逵逃亡。同一天，马鸿宾及其子马惇靖、马惇信率第81军与解放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改编为解放军第1野战军独立第2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至此，西北马家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同时，西北军政副长官兼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及兵团司令孙兰峰于9月19日率5万人通电起义。
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省长包尔汉于9月26日率10万人通电起义。西北全境也被解放。曾经统治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抗战期间一度反苏反共，并于1942年9月17日将中共中央驻乌鲁木齐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人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逮捕，后于1943年9月杀害。其余被捕的1百多名共产党人及家属，一直到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获得释放。1944年，盛世才被蒋介石调往重庆任农林部长，由此，盛世才得以于1949年底逃往台湾。
在东南方面，蒋介石力图保住福建及沿海岛屿，借以屏障台湾。7月23日，他亲到厦门召集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等开会，部署福建、厦门、金门的防务，以周喦、石觉率3个军约6万人据守舟山群岛；朱绍良、汤恩伯指挥李延年、刘汝明、李良荣3个兵团10个军约15万人据守福州、厦门、泉州、漳州及沿海岛屿。7月下旬起，华东野战军发起福州战役，国民党军节节溃败。8月17日，福州被攻占。
在华南方面，5月14日，解放军在武汉附近突破长江防线，白崇禧率部撤离武汉，退入湖南。5月15日，河南省主席兼第19兵团司令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武汉、九江、南昌先后被解放。
抗日战争胜利后，湘系军阀也被蒋介石卷入了内战的旋涡。1946年5月，程潜改任军委会武汉行营主任。9月，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武汉行辕，程潜仍任主席。1948年春，国民党召开行宪大会，选举总统、副总统。程潜在部属、同僚的劝说下，决定竞选副总统。后因蒋介石在幕后为孙科拉选票，程潜愤而放弃竞选，支持李宗仁击败了孙科。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长官，总部设在武汉。武汉行辕随之撤消，程潜于1948年7月回湖南任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8月10日，他在省政府宣誓就职。
程潜一回到湖南，就抓紧扩充军队，编训新兵，仅用了4个月时间，就扩充编组了两个军共5个国防师，又将保安部队扩编为3个旅共9个团，掌握了近10万部队。同时，程潜又将长沙绥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省保安司令、省军管区司令5大要职集于一身。程潜还保举李默庵为湘赣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17绥靖区司令官，驻常德。李默庵是湖南长沙人，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历任团长、旅长、第10师师长，抗战时任第14军军长、第33军团军团长。李默庵虽是蒋介石嫡系将领，但也是程潜的学生，他也支持程潜走和平解决湖南的道路。
但是，此时，程潜与蒋介石及桂系的矛盾也日渐加深。蒋介石企图利用程潜牵制桂系，在他身边安插了一批亲信以作监视。白崇禧拥重兵在武汉，则常常对程潜施加压力。程潜处境艰难，何去何从，举棋不定。随着国民党军在三大战役中的惨败，程潜及其部属都意识到，湖南以及湘军必须寻找自己的出路，否则会成为蒋家王朝的殉葬品。
1949年1月，桂系逼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总统。此时，李宗仁、白崇禧仍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共产党隔江而治。但程潜已决意走和平道路，他派族弟程星龄与中共地下党取得联系。为了加强湖南的军事实力，他派刘斐到汉口说服白崇禧。刘斐，湖南醴陵人，陆军中将，曾任参谋次长。此时辞职在家乡。刘斐原为桂系的智囊人物，白崇禧想让他当湖南省政府主席，而让程潜到广州当考试院院长。刘斐不同意，转达程潜的话，湖南方面希望和桂系联合，共同保护两湖。并说服白崇禧，将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部调到湖南。白崇禧同意。
陈明仁也是湖南醴陵人，但他不是湘系出身，他是黄埔军校1期生，一直是蒋介石的爱将，历任连长、营长、团长、预2师师长、第71军军长。抗日战争期间曾率部入缅作战。1946年5月，陈明仁部奉命守卫东北四平，坚守40多天，使援军赶到，解放军被迫撤退，因而更名声大振。1948年10月，陈明仁就任华中“剿总”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1949年2月，陈明仁率第29军和第71军开回湖南，兼任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是程潜同乡，又曾当过程潜的学生，与蒋介石有矛盾，经程潜开导，也同意走和平道路。
沉寂了多年的唐生智，这时也积极谋划湖南的和平起义。抗战胜利后，唐生智回到湖南东安老家办学。1948年秋，他拒绝了蒋介石给他的衡州绥靖主任的任命，1949年2月，又拒绝了李宗仁、何应钦请他到南京任职的邀请，他公开呼吁“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并会晤旧部刘兴、周斓等人，告诫他们要走和平自救的道路。1949年4月底，他应程潜邀请到长沙共商和平解放大计，并出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员会主任委员。其弟唐生明也积极协助程、陈筹划起义。此外，曾跟随红2、6军团长征到达陕北的张振汉将军，抗战爆发后回到国统区。此时，也参与策反旧部起义。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吴德峰出任武汉市市长。白崇禧率部退往长沙。白崇禧加紧对程潜的控制，将程潜扩编的5个师与陈明仁的两个军合编为3个军9个师，并借机消灭了程潜1个嫡系师，引起了程潜及陈明仁的不满与不安。7月14日，李宗仁又派人到长沙敦促程潜去广州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长，程潜断然拒绝。白崇禧想以武力强行裹胁程潜去广州。程潜派长沙绥署副主任、湖南新化人唐星找白崇禧设法开脱，白崇禧同意程潜和长沙绥署移驻邵阳。程潜于7月21日到邵阳后，暗中加紧与中共联络，筹备起义。7月26日，陈明仁通知程潜速回长沙。程潜回长沙后，即与陈明仁会晤，接着又和陈明仁同解放军代表团代表李明灏会面，商讨和平起义事宜。
李明颢也是湖南醴陵人，原国民党陆军中将。李明颢不是湘军系统，他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追随孙中山，历任黄埔军校教育长、第6军代理参谋长、第17师师长、中央军校成都分校主任、武汉分校主任、第97军军长兼重庆警备司令等。1945年后，蒋介石以他“通共”而“永不录用”。后李明颢进入解放区，从事策反工作。程潜、陈明仁、唐生智与李明颢等会面，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对长沙形成包围之势，白崇禧率桂系军队退守衡宝、湘桂一线，正是宣布起义的好时机。
8月4日，湖南38名高级将领，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起义通电，前面提到过的湘籍高级将领刘兴、周斓、李觉、唐生明、李默庵、贺耀祖、刘建绪等都参加了起义行列。同时，唐生智亦领衔发表湖南各界人士104人的响应通电。次日，人民解放军进入长沙，湖南和平解放。李默庵、贺耀祖、刘建绪等人当时暂避香港，后来都辗转回到内地，为新中国的事业作出贡献。至此，湘系军阀的历史也告结束。
程潜和陈明仁长沙起义，迫使白崇禧集团主力退到衡阳、宝庆（邵阳）一线。蒋介石命令白崇禧统一指挥鄂赣湘桂四省军事。当时，白崇禧所能指挥的军队，有其主力5个军、宋希濂集团、余汉谋集团以及黄杰兵团、鲁道源兵团、孙震兵团、沈发藻兵团、胡琏兵团等。
在西南方面，蒋介石试图利用西南地区的崇山恶水，阻挡解放军进入，使之成为日后反攻的基地。1949年8月24日，他由广州飞往重庆，亲自处理西南军政事务，而李宗仁于前一天从桂林经香港飞往美国。蒋介石先后多次召集四川张群、贵州谷正伦、西康刘文辉等各省头目以及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李弥等高级将领开会、布置西南防务。他以胡宗南集团3个兵团12个军依托秦岭、白龙江、米仓山、大巴山构成防线，阻止第1野战军入川。以宋希濂集团两个兵团两个军，在恩施、奉节一带共守川东大门。以罗广文兵团两个军在南充、大足一线作机动。以贵州绥靖公署主任谷正伦之何绍周兵团两个军守川黔边境。以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部4个军守云南。
程潜和陈明仁长沙起义后，割据湘西、有“湘西王”之称的军阀陈渠珍由乾城退避凤凰县黄丝桥。中共湖南省委、湘西区党委及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曾多次派员来凤凰策动陈渠珍和平起义。陈在权衡得失后，同意和平起义，10月中旬，赴乾城正式与湘西区党委洽谈和平解放凤凰及沅陵行署的接交等有关事宜。
湘西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部队向大西南挺进。
（三）
在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在东南、华南、西北、西南进军、而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负隅顽抗之时，新的政权也在筹备之中。
中共中央进驻北平以后，马上着手筹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事宜。
早在1948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草拟了一份重要的文件。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史称“五一口号”）。5月1日，毛泽东请中共香港分局常委潘汉年转达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主持盟务的中国民主同盟常委沈钧儒的函件，以协商的口吻提出了召开新政协会议的具体意见，提议由民革、民盟和中共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中国共产党向民主党派人士传达了共同建设新中国的诚意。其时，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多滞留在香港，收到毛泽东的函件，都很感动和振奋。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全国同胞，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1948年8月，受邀回国参加新政协的民革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主任冯玉祥将军从美国乘船回国，途中，9月1日，轮船发生火灾，冯玉祥将军不幸遇难，举国伤悲。鉴于此事，中共也着手策划，如何将滞留香港的民主人士通过大片的国统区、安全地送到北方解放区。香港分局按照周恩来的部署，决定租用苏联等国的悬挂外国旗的轮船设法穿过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分期分批运送民主人士秘密北上。从1948年9月开始到1949年9月，共有20多批人数超过1000名的民主人士和各界精英，乘船北上到达东北、华北解放区，然后转赴北平。
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从香港等地秘密北上，到达东北哈尔滨等解放区后，中共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事宜，征求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意见。到1948年11月间，基本确定了新政协筹备会的时间和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及人数等。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和人员范围，充分体现了不是由共产党一个党或少数几个党发起召集，而是由中国一切党派及人民团体与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二三十个单位共同筹备与召集，这种方式，使党外人士非常满意。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共有23个单位134人。会议通过《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根据条例，选出21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推选毛泽东为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筹备会分成以下6个小组：
第1小组，组长李维汉，副组长章伯钧，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之单位及其代表之人数。组员有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胜、陈叔通、曾绍抡、许德珩、冯文斌、蔡畅、黄振声（黄鹤桢代）、罗叔章、天宝、陈其瑗。
第2小组，组长谭平山，副组长周新民，负责起草新政协组织条例。组员有林祖涵、李德全、施复亮（孙起孟代）、符定一、王绍鏊、郭冠杰、史良（张曼筠代）、郭春涛（吴茂荪代）、蒋光鼐（秦元邦代）、雷荣珂、易礼容、张振铎、俞寰澄（邓云鹤代）、叶圣陶、沈慈九、李秀贞、陈震中（葛志成代）、天宝、戴子良。
第3小组，组长周恩来，副组长许德珩，负责起草共同纲领。组员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严信民代）、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罗瑞卿代）、朱学范、张晔、李烛尘、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
第4小组，组长董必武，副组长黄炎培（离北平时由张奚若代），负责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阎宝航代）、林砺儒、林汉达、韩兆鄂、李章达（千家驹代）、王崑、李民欣、陈其尤、刘伯承（滕代远代）、丘金、石振明、俞寰澄（邓云鹤代）、张志让、谢雪红、张琴秋、聂维庆、汤桂芬（雷洁琼代）、朱德海。
第5小组，组长郭沫若，副组长陈邵先，负责起草宣言。组员有梅龚彬、楚图南、吴耀宗、丘哲、胡愈之、陈铭枢、蒋光鼐（秦元邦代）、黄鼎臣、杨耕田、李烛尘、洪深、胡乔木、邓裕志、云泽（李碧代）。
第6小组，组长马叙伦，副组长叶剑英，负责拟定国旗、国歌方案。组员有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刘王立明代）、陈嘉庚、欧阳予倩、廖承志。
6月16日至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先后在中南海勤政殿召开了8次会议。6个小组，工作量最大的，莫过于第1小组。在周恩来、李维汉等的具体领导下，对参加新政协的五六百名代表人选逐一协商和确定。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终于确定了一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地区、军队、人民团体和特别邀请的五个方面23个单位662位政协代表名单。
这个名单广泛罗致了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单位中有专列特别邀请人士一类。这类人物中，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海军元老萨镇冰，老同盟会员张难先，北洋政府政要章士钊、江庸等；国民政府政要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民主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梅兰芳、袁雪芬等；少数民族知名人士赛福鼎、阿里木江等；工农方面的模范人物刘英源、闫存林、戎冠秀等。当时尚未解放的地区，也预留了一些名额。
（四）
1949年9月17日，常务委员会召开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并基本通过了有关的文件，确定了国旗、国徽、国歌等建议案。北平恢复北京的名称。
9月21日至30日，新政协全体会议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新政协还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政务院的领导人。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徐向前；副总参谋长：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兼）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长：李维汉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直属机关：
政法委员会主任：董必武（兼）
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兼）
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兼）
人民监察委员会主任：谭平山
内务部部长：谢觉哉
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兼）
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财政部部长：薄一波
贸易部部长：叶季壮
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兼）
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
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
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
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兼）
铁道部部长：滕代远
邮电部部长：朱学范
交通部部长：章伯钧
农业部部长：李书城
林垦部部长：梁希
水利部部长：傅作义
劳动部部长：李立三
文化部部长：沈雁冰
教育部部长：马叙伦
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
人事部部长：安子文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兼）
情报总署署长：邹大鹏
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华北事务部部长：刘澜涛
法制委员会主任：陈绍禹
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维汉
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
北平恢复原名为北京，彭真任北京市委书记，聂荣臻兼任北京市市长。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仪式，这是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勤政殿举行第一次会议。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并与56名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宣布就职。会议结束后，全体乘车出中南海东门，前往天安门城楼出席开国大典。毛泽东、朱德领头，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等先后登上天安门城楼。
下午3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大会开始后，在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乐曲声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就位。毛泽东主席庄严地向全中国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今天成立了！”早已在广场上齐集的30万军民欢声雷动，迎接这胜利的时刻。
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与此同时，54门礼炮齐鸣，代表参加新政协的54个单位；共发出28响，代表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7月成立后，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和牺牲，换取了今天人民的胜利。
升旗仪式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紧接着，举行了规模浩大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庆祝活动到当天晚上9点多钟结束。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当天和次日，蒋介石都住在曾经工作过的广州黄埔军校，应该从收音机以及报纸无奈地获得他最不想知道的那个消息。10月3日凌晨，他乘专机飞返台北，从此再没有踏足这个起家之地，当然，也没有能够再踏足到中国大陆。
（五）
在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举行之时，人民解放战争仍在继续。
东南方面，10月17日，解放军攻占厦门，国民党军被歼10余万人。汤恩伯、朱绍良、李延年等逃往台湾。
10月24日，解放军乘胜进攻金门岛。金门岛上有李良荣的第22兵团驻守，但第22兵团已是从前线溃败的残部，解放军叶飞兵团认为可以轻易攻占金门，此时，国民党东南长官公署决定以胡琏第12兵团接替第22兵团担任金门防务，并由汤恩伯坐镇金门指挥。解放军并没有得到这个信息，所以，攻打金门时，实际遇到国民党军两个兵团5万人的抵抗。结果，因兵力不足，在登陆点古宁头地区遭到反击，渡船被飞机全部炸毁，断了后路，而援军又不能及时赶到，伤亡惨重。到了27日，被逼到海滩上的一支解放军1300多人的部队遭到猛攻以后，全部被缴械，金门战役结束。
金门战役是国民党军一次少有的胜利，参与了这场战役的汤恩伯、李良荣、胡琏、高魁元、刘云瀚甚至孙立人等国民党将领都自夸邀功。每年还有纪念会和座谈会。金门战役也是解放军的一次惨败。渡海作战与陆上作战不同，解放军认真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总结渡海作战的办法。1950年5月，解放军准备渡海解放舟山群岛，国民党12万5千守军秘密撤往台湾。5月19日，舟山群岛被解放。
华南方面，9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发起湖南衡宝战役，10月6日攻占广东韶关，切断白崇禧集团逃往广东的退路。白崇禧被歼4万7千余人，于10月17日向湘桂边境败退。解放军发起广东战役，10月14日占领广州，国民党政府逃往重庆。余汉谋集团往粤西溃退，刘安琪兵团近5万人在两阳地区被全歼。胡琏兵团则由汕头逃往台湾。白崇禧集团退入广西后，尚有5个兵团近20万人。白崇禧以张淦兵团、鲁道源兵团共5个军南下雷州半岛，企图与余汉谋残部会合，从海上逃跑，但在广西博白地区被解放军歼灭，张淦被俘虏。12月，解放军发起广西战役，徐启明兵团在灵山以西被歼，黄杰、刘嘉树两兵团在桂越边境被歼，刘嘉树被虏。桂系军阀被瓦解。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乘机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主粤（宋也是粤人，但他属蒋介石派系）。宋子文被迫辞职。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前，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则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之职。
1949年2月，张发奎又接受薛岳、余汉谋的电请，回到广州。他们以“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为号召，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扩编军队，企图将广东建成一个反蒋反共的基地。当时，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张发奎还建议代总统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但计谋未成。7月，张发奎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余汉谋、薛岳则继续部署兵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但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10月14日，
广州国民党当局炸断了珠江上唯一的桥梁海珠桥，往南往西撤退，广州解放，叶剑英出任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
广州被解放后，余汉谋集团往粤西逃走，中途大部被歼灭，残部退往海南岛。李汉魂出走香港，后随李宗仁飞往美国。黄镇球亦出走香港，后逃往台湾。香翰屏、李扬敬等亦逃往香港。
薛岳、余汉谋则退往海南岛，分别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而陈济棠于1949年4月被国民政府任为琼崖行政长官，薛、余率部进入海南后，陈济棠则专管民政。为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薛岳
苦心经营一年，在全岛设立了海陆空3道
立体防线，部署的兵力有10万之众，自称为“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
金门渡海战役的失败，对解放军将领的震动很大，四野的不少将领们对依靠风帆船解放离大陆一百多公里的中国第二大岛信心不足，认为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四野第40军军长、有“旋风将军”之称的韩先楚
力排众议，他认为，我军渡海工具主要是没有动力的风帆船，非得依靠谷雨前的季风期过海不可，谷雨前再不发起海南登陆战，攻打海南就得往后拖整整一年。总参批准了韩先楚的渡海作战计划。1950年4月16日19时30分，韩先楚亲率第40军、43军4个师数万关东子弟，乘坐400多艘风帆船从雷州半岛灯楼角起渡，
趁着夜色跨海进击海南岛。曾令日军恐惧的“长沙之虎”薛岳
有心守岛，无奈兵无斗志，“伯陵防线”一击即溃，被歼5、6万之众。4月底，薛岳、余汉谋、陈济棠率残部6万余人乘船逃往台湾。至此，国民党粤系军阀完全瓦解。
1949年10月30日，解放军进驻广东省最南端的中山县的县城石岐。国民党军残部利用舰艇，仍盘踞在珠江口及
隶属于中山县的南海诸岛屿。1950年5月25日，解放军发起万山群岛战役。5月27日，占领垃圾尾岛。几天后，又攻占东澳岛和桂山岛等。6月27日，解放军在台风吹袭之中，在三门岛海域与国民党海军进行了一场血战。此战之后，敌舰队全部逃回台湾。7月1日，解放军解放外伶仃岛。8月3日，解放担杆列岛。8月4日，解放佳蓬列岛。历时72天的万山群岛战役胜利结束。12月7日，解放军将万山群岛最远端的一个岛屿蚊尾岛攻下，至此，中山县全境解放；至此，华南全境亦被解放。
海南岛解放三个月后，朝鲜战争爆发。如果不是及时解放了海南岛和万山群岛，新中国的南疆又多了一大隐患，后果不堪设想。
（六）
西南方面。抗战胜利后，龙云被蒋介石夺了权，由卢汉接任云南省省长。龙云被调南京担任军事参议院院长、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代主任）等闲职，实质遭到蒋介石软禁。1948年秋，龙云得到消息，蒋介石要劫持他到台湾，因而决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济部署空运大队队长、美国人陈纳德的帮助下，12月8日，龙云乘飞机秘密离开南京，经上海转广州，于9月乘轮船到达香港。龙云到香港后，即从事反蒋民主活动，加入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民革中央负责人之一。
龙云多次派人回云南与卢汉联系，策动云南起义。卢汉也看到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迅猛发展，蒋家王朝崩溃在即，也不愿充当蒋介石的殉葬品，暗中也在作起义的准备。他一面与中共地下党和游击队联络，一面派人与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以及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相约，在适当的时候共同举行反蒋起义。因而，他在云南开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运动，放松了新闻限制，拒绝国民党中央军和桂系部队进入云南境内，反对在云南发行银元券，撤销军师长管区和警务处，停止征兵征粮等。
8月15日，龙云与黄绍竑等四十四位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员，在香港发表《我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和主张》的声明，表示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归向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的欢迎。这事，史称“香港起义”。同一天，香港报纸登出“云南在龙云的策动下，已准备成熟，即将举行起义”的消息。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获悉后，主张即以武力解决云南问题，代总统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队入滇震慑。蒋介石恐怕云南落入桂系之手，于8月24日由台湾飞往重庆，连续发电报召卢汉赴渝。
卢汉顾虑重重，怕被扣留，称病不去，一拖再拖。蒋介石派俞济时到昆明催促，卢汉无奈，只好派民政厅长杨文清、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蒋介石一定要卢汉亲自去面商，同时派出中央军余程万第26军、李弥第8军、刘伯龙第89军分路向云南进逼，形成对昆明的包围之势。另外，西南军政长官张群多次来电催促，表示愿意担保安全。卢汉迫于形势，不得已于9月6日飞往重庆。临行前，卢汉对安恩溥、龙泽汇等人说：“我这次去重庆，吉凶难卜，万一被扣，就插红旗，通电起义，不要管我。”他指定军事由龙泽汇负责，政务由安恩溥负责。
卢汉到重庆后，即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职。当时，蒋介石要利用云南作为反共基地，需要稳住这块大后方的秩序，因而他不仅没有扣留卢汉，反而表示交给卢汉全权处理云南问题，并拨军费银元100万元以及武器、弹药装备补充云南两个军，但是，要卢汉逮捕黑名单上的一大批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卢汉表面上同意，于9月8日下午即飞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单上的一些共产党员迅速转移。9月9日下午，云南的特务在军统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等的率领下进行大搜捕，共逮捕近500人之多。这就是“九·九整肃”事件。经过残酷的审讯后，准备枪决的有一百多人，其余的也大多判了刑。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企图借刀杀人，嫁祸卢汉，将处理人员的名单送交卢汉，要他立即批准。卢汉采取复审拖延的办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过昆明，经卢汉请求，李宗仁同意从宽处理这批人员，卢汉即下令一律释放。
11月下旬，贵阳、重庆相继解放，人民解放军已迫近云南，卢汉将其第74军和第93军调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区，作好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日，卢汉下令成立昆明警备司令部，加强治安管理，维持社会秩序。
卢汉准备起义这一情报，国民党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军统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已经掌握，他电告毛人凤，请求指示。由于时局紧张，怕杀了卢汉会导致云南人民更加强烈的反抗，毛人凤迟迟没有下达命令，只命令沈醉严密地监视卢汉。12月6日，深醉亲自去见卢汉，对他进行试探，提出要在昆明进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坏，但卢汉摇摇头说：“目前时局紧张，不能这样做，免得人心混乱。”以此来应付沈醉。同一天，西南军政长官张群飞到昆明，监视卢汉，要把云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蒋介石召集驻滇各军军长余程万、李弥等开会。卢汉即利用余程万、李弥离开昆明的时机抓紧布置，并决定于12月9日夜举行起义。9日下午，张群、余程万、李弥等又回到昆明。卢汉突然派兵把张群软禁在自己家中，然后把张群的图章抄走，并以张群的名义发出通知，邀请国民党中央驻滇军事首脑于当晚9时在卢汉公馆举行紧急会议。结果，当国民党第8军军长李弥、第26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空军第5军区副司令沈延世、宪兵副司令李楚藩、军统云南站站长沈醉等依时到达后，即遭到软禁。晚上10时正，卢汉在五华山云南省政府主席办公室宣布了“云南起义”的命令。同时向全国发出起义的通电，成立了以卢汉为主席的云南人民临时军事委员会，作为临时的最高权力机关。
12月10日，卢汉迫使李弥、余程万、沈醉等发布手令，命令国民党中央军及军统特务停止一切的活动，服从卢汉的指挥。但是，第8军和第26军并没有执行手令，从12月16日起，三面包围昆明，全面发起攻势。卢汉指挥昆明军民，开始了艰苦的昆明保卫战。由于战况危急，卢汉不得已将李弥、余程万、石补天释放。他们出去之前都满口答应，归队后，一定制止部队攻打昆明。但是，他们归队后，不但没有停止对昆明的进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国民党军一度进占昆明飞机场，推进到昆明城边，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义部队击退。到12月21日，敌军得知人民解放军即将进抵昆明，纷纷撤退，坚持了一周的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不久，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军滇南、滇东，彻底消灭了国民党在云南的全部军事力量。1950年2月20日，陈赓、宋任穷率领解放大军进入昆明。3月，云南省成立军政委员会，卢汉任主任。
云南起义，标志着滇系军阀的最终结束。龙云和卢汉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都站到了人民的一边。
（七）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从重庆还都南京。蒋介石为了稳住大西南，让邓锡侯仍任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文辉仍任副主任。但是，当他迁都完毕后，他又想办法削弱西南实力派的力量。
1946年春，蒋介石通过张群向刘文辉转达，要刘文辉离开西康到南京，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一职。刘文辉知道这是调虎离山计，不肯出任此职。同年7月，蒋介石正式下令，将第24军改编为整编师，刘文辉表面执行，以刘元瑄为师长，人马未减，一切由刘文辉自己指挥。蒋介石又多次要该部出西康到内地参与内战，刘文辉以西康防务原因搪塞。后蒋介石不得不恢复第24军番号。
1948的春，蒋介石裁撤了川康绥靖公署，邓锡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统兵权被大大削弱。不久，蒋介石要邓锡侯从四川调运10万石军粮和加征12万名壮丁以增援胡宗南打内战。邓锡侯对蒋介石苛刻征调不满，担心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于是婉言拒绝。蒋介石很恼怒，加上邓锡侯处理学运不力，便强迫邓锡侯辞职“养病”。4月，蒋介石任其亲信、另一川军将领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自恃有蒋介石为靠山，一上任就着手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赃的办法，独揽省政大权。接着，他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职权，以主要精力整顿、扩充保安团。后来，他将保安团扩充到近20个团。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国民党的败局已定，但王陵基仍然叫嚣反共到底，誓不投降，并且打出“四川反共救国军”的旗号，在各县、市成立“自卫总队”。与王陵基一样死心为蒋介石卖命的川军将领，还有重庆市市长兼卫戍司令杨森、重庆绥靖副主任兼川鄂边区绥靖主任孙震，以及王缵绪、唐式遵等。
1949年春，蒋介石在三大战役和西北战场都遭到惨败，人民解放军又发起渡江战役后，为确保四川，特命胡宗南集团扼守川东北，宋希濂、罗广文兵团扼守鄂西北，孙元良兵团扼守川东大门，何绍周兵团扼守川南贵州，组成一道可谓坚固的西南防线。王陵基亦与驻重庆的杨森，驻万县的孙震组成一条成、渝、万防线，妄图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
1949年4月，蒋介石将西南绥靖公署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由张群出任长官。为了拉拢川军将领，他先后发表邓锡侯、潘文华、杨森、王缵绪、唐式遵为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并无什么实权，他们看到国民党统治的最后崩溃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为蒋介石集团殉葬，他们与西康省主席、第24军军长刘文辉都接到中共周恩来等的电报，望刘、邓、潘等川军将领率部起义。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军将领熊克武、但懋辛、吕超、钟体乾、鲜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旧部，做策反工作。刘、邓、潘决心走起义的道路，他们三人经常秘密聚会，商量起义的准备工作。
1949年8月，蒋介石带着毛人凤飞抵重庆，布置对革命志士的屠杀计划。9月6日，发动西安事变后一直被关押的杨虎城将军及其
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遭到杀害。同时遇害的，还有杨虎城将军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及其妻子徐林侠、幼子小萝卜头宋振中。1949年10月以后，人民解放军发起西南战役。两个月的时间，蒋介石的西南防线便彻底崩溃。11月14日贵阳丢失。解放军逼近重庆。
蒋介石下屠杀令，是日，江竹筠、胡其芬、李青林、齐亮等30名共产党人遭到杀害。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被杀害；10月28日，陈然被杀害。11月27日，
蒋介石再次下令，毛人凤指示特务徐远举等对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进行最后的疯狂屠杀。
共产党员、东北军抗日将领黄显声等大批爱国者被杀害。白公馆特务杨钦典曾受到革命志士的教育和感染，在最后时刻，
趁着混乱私下将罗广斌
、郭德贤等19人放出监狱。罗广斌在解放后写出《红岩》等震撼人心的作品，使人们了解到革命志士在狱中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故事。11月29日，重庆解放，蒋介石及行政院逃往成都。11月30日，陈锡联出任重庆市市长。
为了作最后的顽抗，蒋介石派张群对刘、邓、潘进行安抚和拉拢，刘文辉等只作搪塞应付。12月7日，蒋介石在撤离大陆的前夕，又以召开紧急会议为名，邀请刘、邓、潘到自己住地北较场，准备将他们挟持到台湾。在此紧要关头，刘、邓、潘于当天上午逃出成都，到达新繁县龙桥。蒋介石又派王缵绪从成都赶往龙桥，劝刘、邓、潘回心转意，但遭到严辞拒绝，王缵绪无功而返。为防止蒋介石派飞机轰炸，刘、邓、潘又率部转移至彭县。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龙兴寺总指挥总联名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参加彭县起义的川军将领还有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原川军保定系首领之一田颂尧，第95军军长黄隐，川湘鄂边区绥靖副主任陈兰亭以及四川省财政厅长、省银行董事长邓汉祥等。川鄂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于12月21日率3万人马在金堂、广汉起义。第15兵团司令罗广文于12月24日在彭县通电起义。四川挺进军总司令范绍曾亦于同月在渠县通电起义。成都市长冷寅东亦宣布起义。此外，参与起义的还有陈克非、喻孟群、刘兆藜诸部。
卢汉致电刘文辉，要其会同四川各将领扣留蒋介石，此电被蒋介石截获，次日，蒋介石慌忙携子乘飞机逃离成都去台湾。
12月21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战役的命令。21日至27日，孙元良、罗广文、陈克非、裴昌会、李振5个兵团先后起义，成都解放，周士第出任成都市市长。宋希濂率残部逃往西康。
12月23日，胡宗南见大势已去，将全军指挥权交给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5兵团司令官李文，自己则悄然乘飞机从成都飞往海南岛。
12月24日，李文率7个军向西进入邛崃、蒲江。解放军将李文兵团分割包围在周围20公里之狭窄地带。12月26日，解放军发起全线总攻。李文与第1军军长陈鞠旅、代参谋长乔治、兵团副参谋长袁致中等商议，决定与解放军接洽起义。李文既打算起义，又心存幻想，经解放军第12兵团一夜的战斗，消灭其第90军，俘敌2万，俘虏军长周士瀛。第3军军长兼成都防守总司令盛文逃脱，经香港去了台湾。李文感到绝望，决定投诚，但有几位军长不服从。第27军军长刘孟廉率1000余残部逃往西昌。第36军军长朱先墀率36军军部及165师数百人也突围到西昌。后到了台湾。第69军军长胡长青率1000余人逃至汉源县。12月27日，李文率20多位将领投诚。
李文等投诚将领其后被安排在解放军西南军区高级研究班学习。1950年3月，李文与第57军军长冯龙、第90军军长周士瀛、第1军第1师师长袁书田等寻得机会逃走，辗转香港，后去了台湾。
李弥第8军和余程万第26军曾进攻通电起义的卢汉部，失败后逃往蒙自，1950年1月中旬，分别在蒙自、沅江地区被消灭，李弥、余程万率数千残兵逃入越南、缅甸。58军副军长段希文率残部进入缅甸北部地区。
1950年3月，人民解放军以6个军分由成都、昆明夹击西昌地区的国民党军残部3万5千余人，国民党军大部被歼，宋希濂被俘虏。从蒲江逃出的第27军军长刘孟廉也被俘，同年9月在泸州被判处死刑。胡长青被委任为第5兵团司令，是役兵败自杀。第36军军长朱先墀逃脱，后到了台湾。至此，西昌解放。
在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被歼93万人。
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长期以来，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封建领主制度，其上层人物是达赖喇嘛等宗教上层人士。1950年1月，中央政府正式通知西藏地方当局“派出代表团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当时控制西藏的摄政大扎阿旺松饶等人，在某些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在西藏西部昌都一线调集藏军布防，企图与解放军对抗。中央政府于1950年10月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金沙江，解放了昌都。中央政府与其经过艰苦的谈判，经过许多斗争和工作，提前亲政的十四世达赖喇嘛接受谈判。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于1951年4月下旬抵京谈判，并于5月23日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签订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宣告西藏和平解放。至此，整个中国大陆全部解放。同年10月26日，人民解放军进驻拉萨。
（尾声）
三年半的解放战争，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彻底结束。蒋介石率领几十万残兵败将及“国民政府”逃往台湾，继续统治着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北复任中华民国“总统”，陈诚任台湾“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借助美国的势力，时刻想
着反攻大陆。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介入战争，蒋介石更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到了。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终于在1951年7月10日，与北朝鲜方面迫使“联合国军”的美国代表开始停战谈判。1953年7月27日双方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朝鲜战争，客观上也打断了解放军乘胜追击解放台湾的进程，形成了海峡双方长期对峙的居面。随着新中国的崛起和不断强大，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梦想最终破灭。
将介石急于要做的，就是扶植儿子蒋经国，使他能够顺利接替自己掌权，因而，在其后的日子，他除了自己牢牢地掌握权力外，就是为儿子扫除仕途中的障碍，他先清除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继而，借部下“兵变”之事，软禁陆军总司令孙立人。跟随蒋介石逃亡到台湾的一批国民党高级将领，大多失势，包括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陈诚后来虽挂个“副总统”的名衔，但陈诚身体很差，蒋介石知道他不会威胁到儿子的地位。果然，到了1965年，陈诚即病死；次年1966年，白崇禧也病死。何应钦虽挂着“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头衔，但已经没有什么实权，活到1987年才逝世。到了1972年5月，第5届“国大”召开，蒋介石继续当选“总统”，而蒋经国，终于也当上行政院长，其后，还当上了“总统”。
岁月无情，逃到孤岛上的国民政府的政要，如张静江、陈果夫、居正、吴稚晖、邹鲁、冯自由、阎锡山、于右任、孔祥熙、宋子文、孙科、李石曾等都相继先于蒋介石或老死或病亡。逃到孤岛上的蒋介石嫡系将领，如谷正伦、汤恩伯、桂永清、徐永昌、郑介民、罗卓英、胡宗南、朱绍良、陈诚、刘峙、陈继承、贺衷寒、陈大庆、李弥、蒋鼎文、熊式辉、李延年、徐庭瑶等，也都相继先于蒋介石或老死或病亡。1972年后，蒋介石本人也做了前列腺手术，又患上肺炎，健康情况一蹶不振。1975年1月，蒋介石又得了心肌缺氧症，到了3月，病情恶化；延至4月5日，89岁的蒋介石也终因心力衰竭而病逝于台北。死后葬于离台北60公里处的慈湖，蒋介石生前认为，“慈湖的风景好，很象我们奉化老家”，故葬在慈湖。而他的夫人蒋宋美龄，则延至2003年方在美国去世，享年104岁。
国民党到台湾后，经历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的统治时期，但是，到了1990年，台湾的政权已经被民进党取代，国民党已经衰落。
1936年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的张学良，一直被蒋介石软禁台湾。直到1988年蒋经国逝世后，1990年起，才全面恢复人身自由，之后到美国探访。1995年离台，侨居美国夏威夷。但他一直不愿回大陆，尽管大陆认为他是促使国共合作全面抗日的英雄。大概张将军因当年奉行“不抵抗”政策，以致丢了东三省，无脸见东北父老吧。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才逝世，享年100岁。
有趣的，是与蒋介石合作又斗争了数十年的桂系首领李宗仁先生的后半辈经历。
国民政府代总统李宗仁于衡阳战役桂系败逃后感到完全失望，于1949年11月20日以治病为由从南宁飞往香港。以后又严辞蒋介石要他去台湾的劝告，于12月5日由香港飞往美国。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位”，李宗仁也开始了的流亡生活，并正式与国民党阵营决裂。晚年，他渴望叶落归根，回到祖国。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和1949后居住香港的旧部程思远的帮助下，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洁排除险阻远渡重洋飞回到祖国，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分别16年后，李宗仁与黄绍竑、刘斐等老友部属又重新聚首，更是感慨万千。此后，李宗仁夫妇在黄绍竑等陪同，到祖国各地参观，对祖国的建设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悦，并努力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患直肠癌和肺炎，在北京病逝。
中华民国史，短短的38年，是一部充满民族苦难的历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为自由抗争的历史
，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史。国共两党为后世人述说了一个个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人民共和国诞生。共产党人执政后，历经几代领导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艰苦的探索和建设，国家越来越强盛，人民生活越来越富足。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999年12月31日，澳门回归。2019年10月1日，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庆祝成立70周年之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和群众游行，并举行盛大的焰火晚会。
中国的当代史，同样是一部艰难曲折而又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当代的中国人，正在用自己的智慧、汗水、贡献和牺牲，谱写着历史的新篇章。当然，这就是另一部书稿的任务了。
2019年12月1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