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运动与知青
（金一虹）
一、知青运动——一次悲壮然而是失败的迁徙
1967-1977年间，在中国的大地上曾经有过一次规模空前的上山下乡运动，大约有1647万名中学生（含回乡知识青年），被席卷于这一浪潮之中。
这是一次空前绝后的移民浪潮。说它空前，不仅仅因为是它的数量巨大，也不仅仅因为它流动的距离之遥，所涉及的地域之广（知青们不仅遍布东北、内蒙、新疆、云南、海南等边疆地带，还深入到每一个内陆省份的腹地），更重要的是它的移民主体是空前的整齐——他们的年龄几乎都在15——20岁左右，都是正在受中等教育的学生，大多是在都市生长大的。“这是一代人的放逐”——文学评论家郭小东如是说。确实，这次迁徙主体具有“代”的特点，而且几乎囊括了一代人。
尽管知青运动的起因包括了安置多余劳力就业等因素，但它绝非是一次经济性的移民。因为每一次经济性移民总有“迁移收益”，然而在边远地区尚无新的资源需要开发、在农村本身尚有潜在的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大量把知识青年从较发达地区移向不发达地区，其迁移效益实为负值。我们今天无法精确计算这一历时十余年的移民潮的迁移成本，但仅仅从中央“花了三百个亿，买了三个不满意——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就可以看出，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社会心理角度看，这次迁移都是负效应。仅仅计算到1979年，知青的回流率已高达83.9%。潮水一样“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又潮水一样回流回都市，留下的又是什么呢？当年的知青对他们的孩子说着“青春无悔”的时候，他们的心却在流着眼泪——我们把青春洒向大地，我们又收获了什么？田野又一层新绿，哪里去寻找当年“改天换地”的痕迹？我们曾积极参与开荒筑坡，围海造田，结果带来的却是水土的流失、生态的破坏……时代的潮水轻轻地一冲，那倾注了知青最宝贵的青春热情的“成就”就被冲得干干净净！这是一次悲壮的然而是失败的移民潮，这是一代人的悲剧。对于知青运动的负面效应，已是无可争议的，也无须我赘言，然而，若要历史地分析这场移民潮的文化影响，却是不能仅仅用“迁移收益”甚至不能用正负效应来简单地加以判断的。换言之，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觉来看待知青运动，也许我们能挖掘出更多的一些东西，以认识这场运动对历史以及对一代人的影响。
二、文化冲撞——收获的不仅仅为零
一个伟人的一场实验，引起一番不大不小的文化冲撞。
由于中国长期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城乡经济文化差异甚大，六七十年代的农村经济基本上还是商品化程度很低的半自给经济，个别边陲地区甚至还保留刀耕火种的原始风貌。那时的农村远比城市贫困落后，农村文化带有明显的封闭性、保守性。这一次移民，正如宋红岗在《锡林郭勒归去来》中所描述的：“告别了首都，跨过了大工业中心地区、农耕地区、半农半牧区，最后到了农水草而居的游牧区，哦，那几天，真像是逆行了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轨迹。”一边是都市文明哺育大的知识青年，另一边是几乎从未离开过生养之地的农民，他们因特殊的历史原因交汇在一起，就如两支“从来没离开过自己故道的驼队”。在他们的背后，“是民族、地域、生活经历、传统文化的巨大差异”，难免有一番冲撞。然而，正因为有冲撞有文化误解，同时也有了融合和创生。
文化的冲突除了起因于文化背景的巨大差异，还应看到知青们下乡之时，正是他们处于青春期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这本是一个骚动不宁与渴望独立、耽于幻想不安于现实的时期，是一个具有怀疑精神、急于反抗成年人与秩序的阶段，而“文化大革命”有极大地强化了这一反叛的盲目性。另一方面，他们又常常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力量，在他们一系列“改造世界”的努力中，既有执着的探索又有幼稚的破坏，既真诚又戏谑，既有面对现实的清醒又混杂极左思潮。他们曾在如下几个方面自觉不自觉地与农村现有的秩序发生冲突：家庭制度、性别分工模式、“小生产”方式与农村生活方式。
城市居民与农民历来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城市居民是以独立的个人的职业身份存在，而农民则是以家庭作为生存单位的，如宅基地、自留地、记工分、分红等。家是农民的生存基础，也是村社文化的根基。知青要想生存于农村，就必须以一个类似的单位“插入”农村社会的结构之中，于是就有了“知青集体户”（简称知青户）这样一个新单位创生。处于青春期的知青本身具有摆脱家庭束缚渴望建立同龄伙伴关系的倾向，所以尽管一下乡即以“户”“编队”，仍是很过了一阵子“半共产化”的开放生活。知青之间的频繁串联，不分彼此，“每一个知青之家都为所有的知青开放。无论你跨进哪一家知青的门槛，你都会受到热情的款待——一顿可以充饥的干饭，外加两根萝卜条”。初期的串联使知青文化繁荣了一阵，但是现实很快就使他们明白，“现阶段社会生活的单位是家庭而不是阶层。于是知青间的互访、流动、往来开始减少了”，知青户不仅仅是共居一室的宿舍，而且是一个经济利益相关的组织。知青户的巩固标志着知青亚文化的式微。但知青户作为“组合家庭”，远没血缘家庭那样有强大的适应力。一是它没法象血缘家庭那样进行性别分工，二是它不象血缘家庭那样具有按长幼尊卑建立起来的秩序结构，以协调家庭不同成员间的利益关系。这两点在知青看来是应该破除的，恰恰在农村当时的文化经济条件下又是必要的适应条件。知青户中的知青们时常为尽义务的多寡、口粮的吃多吃少等问题发生矛盾，这类经济矛盾常导致“经济实体”的小型化或重组，甚至“土崩瓦解”。它缺少血缘家庭所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知青户的濒临瓦解，最大的受害者还是女知青，她们必须对生活的下一站作出匆忙的选择。农村的女孩子结婚都很早，多数农村地区习惯，妇女结了婚就留在家中做家务，女知青如果不结婚就须一直在地里和农村的男劳力干一样的重活；如果结婚，知青之间的婚配另当别论，如果嫁与本地人，那就必须与家长制的家庭文化彻底认同。
来自城市的知青，从小接受的是男女平等的观念，使女青年对农村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无法认同。而文革中大加宣扬的领袖教导——“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则鼓舞她们以挑战者的姿态出现，她们处处要求做以往女性所不能从事的工作，比如下水犁田、骑马放牧、上山砍伐、下海养殖、进院打场……组织了诸多“女子伐木连”“女子机枪连”“女子机车班”“铁姑娘班”等组织，实际上她们为了这“男女都一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经济文化都落后的环境中，谈妇女的三期保护简直是一种奢侈，当地的妇女不要说经期的卫生保护，就是怀孕，许多农村妇女都要做体力活做到孩子出生为止，有的甚至自己接生，更遑论围产期卫生保健。妇科病于她们就象伤风感冒一样平常。许多女知青为了“向工农兵看齐”，来了例假照样下水田、做重体力活，以至女知青患妇科病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尽管1973年的全国知青会议精神一再强调，要照顾女知青的生理特点，这一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因为只要当地妇女的三期保护得不到落实，女知青就不能长久地享有“特殊”。但问题还在于，女知青们无论她们怎样无视自己的性别生理特点，付出怎样的代价来换取平等的地位，在农村都是行不通的。比如农村中的同工不同酬乃是约定俗成的沿习，女知青也不能例外。知青诗人叶延滨在他的《儿子》一诗中生动地描写了对知青评分时的性别差异——“小叶会犁地了，全劳力！几个女的，最多六厘五分”……与传统的力量相比，女知青们“男女都一样”的努力显得那样软弱无力。
1978年以前，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封闭的社会环境，使农村保留着较完整的家族文化。对于家族，知青是外来者，显然，他们是被排斥在家族之外的。女知青对这种排斥感受犹深，如一个女青年回忆录所说：农民会“把那些他们的婆姨、闺女决不从事的繁重农活，不辨雌雄地压到我们身上，决不体谅女同胞们的特殊情况。分红时又不肯让女同胞享受男劳力的最高分儿，把我们的工分压得连妇女级的高分都上不去，跟那些憨子楞鬼缺魂的低等劳力相近。”这并非是农民不够厚道，而是在那样的家族文化环境中，一到利益攸关的时候，没有家族成员的相互支持是非常困难的，除非知青们抛弃外来者的身份进入某一个家庭，最直接的说，就是通过婚嫁“进入”，但这样一来，她们又失去了知青的身份。如有的女青年与当地农民结婚，她对农村原有的性别角色分工的抗拒就更无用了，相反她还得努力接受家族的生活规范。如有的回忆录所说，两年前还是一个雄心勃勃，立志改天换地的女知青，嫁给当地人生了孩子，就得象当地的小媳妇一样，下地回来还得做做不完的家务，还要一样挨丈夫与婆婆的打，因为她“不再是受人疼爱的知青了”。
知青们在学校受的共产主义教育，使他们对小生产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抗拒。六七十年代左倾思潮的泛滥，更使他们恨不得在一个早上就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农民们虽然当时的身份都是“人民公社社员”，但就他们的意识他们所乐意选择的经营方式仍是家庭经营。这种自发的“小生产倾向”曾给一向只从书本中认识世界的知青们以很大的震动，只是在那种极左思潮盛行的情势下，未能起到促其先觉的作用，相反有一部分激进的青年，刚下乡时门上贴的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过了一阵子，就换上“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一个贫困的村子，每个工分值也不过一毛几分钱，有的农民要外出当“五匠”打工，知青们劝说不成就一次次堵截，他们痛哭流啼地述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害”，农民们受到感动不再外出打工了，但是当天夜里他们又悄悄地溜了……当时在极左路线的影响下，知青们做了不少今天看起来是可笑的事，但是改变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改变农村贫困面貌的愿望是极其真诚的。比如到内蒙插队的知青曾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大队在畜种改良、医疗卫生、栅圈和水利建设、农业等方面有明显变化，牧民的生活方式也开始有了些现代文明的味道。”有的人甚至试验种菜，想改变当地人的饮食习惯。当然，这一切努力，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与经济制度背景下，任何局部的变革都是步履维艰甚或说是无补于事的。但这些探索与努力并非没有意义，在未来的岁月里，毫不迟疑地拥抱改革的恰恰是这些老三届们，因为那一段插队的生活不仅使他们真真切切地了解中国的现实、了解中国的农村与农民，而且他们往日的探索就犹如社会大变革前的必要演习。
农村与城市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无疑是巨大的，特别是卫生习惯。受过城市文明浸润的知青们是不会轻易放弃城市曾给予他们的文明的生活方式的。他们一方面顽强地保留一方面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他人。差异自然导致“文化误解”，知青看到的是农村的落后与不文明，农民则看不惯知青的“穷讲究”。最终的结果是双方均有改变，但并非等距离地接近，因为农民最终是乐于接受文明的生活方式的。就如一位当年北大荒知青的回忆录《虱子兴衰录》所风趣地记载的：知青们每到一地都要千方百计创造条件洗澡，老工人队他们的臭讲究颇看不顺眼，最后则是相互同化——知青们已不如从前那样爱干净，老职工再也不象以前那样以脏为荣。特别是年轻的子弟们，常常把知青的衣着习惯、言谈举止、文娱生活、交往与自由恋爱方式都奉为楷模。不要小看这种“示范效应”，倾慕、向往正是农村中新一代不安于现状、渴望改变命运的起点。
在两种文化的冲撞中，知青所代表的都市文化经常处于弱势，知青们主动挑战时常有如唐吉柯德般可笑；被动适应时又显得那样无奈。因为他们面对的以家族文化为核心的村社文化，尽管古老，但却深深扎根于现实的黄土地中的，因而非常的强大。在这一片土地上，尽管酝酿着新的变革（比如乡镇企业就是在这个年代悄悄地冒出地表），但从整体而言，现代化的要求尚未全面苏醒，变革的契机尚未形成，也没有容纳外来文化的机制。本来，都市生活方式是有很强的濡染力的，但在那种不正常的政治年代，正常的文化冲突也要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的高度来认识，知青所代表的都市文明被说成是小资产阶级意识，定位于被改造的位置。可以说，知青既无天时又无地利与人和，注定要处于一个无能改变他人又不甘心被人同化的境地。但如前所述，知青们所起到的文化传播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在知青足迹所到之处，几乎每一个乡村小学、乡村诊所、农技排灌站……知青们都逐渐成为其间的中坚骨干。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这方面的深入研究，因为缺少可靠的统计数字，说明有多少知青做过民办教师、赤脚医生以及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但仅从1979年当知青回城的浪潮席卷过后，许多农场医院无法正常门诊，学校无人教书，数年之内难以向外输送大学生的情况，可以从中看出当年他们在文化传播效应中起到的作用。当然，在当时那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下，文化的传播效应是无法与今天开放的、大众传媒极为发达情景下的效应相比，但其影响是深远且长久的。即使在他们离开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久一些，他们的影响依然存在，因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他们影响和塑造了农村的新一代。正如一位知青说：今天活跃在农村的商品经济中的新生代，通常是经过知青们的文化洗礼的，当年是他们给下一代“上过人生的第一课”。这一文化的收益，是单纯计算经济收益所不能反映的。
三、“边缘人”的形成
每一次移民都会造成一批游弋于两种文化间的“文化边缘人”，知青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的边缘人之一。知青因其所受的都市文明的教育，与农村的农业文明自有难以认同、难以相容的一面。他们时时有外来者的感觉，他们依恋都市与依恋母亲的心绪是缠绕在一起的，因而他们迟迟不愿与母亲“精神断乳”，他们愿意在保留原有的乡音、原有的生活方式的同时，保留“我是城里人”的感觉；但他们一年一度地返回城市探亲时，他们发现城市已把他们视做“乡下来的亲戚”，城市就这样把他们排除在外了。即使若干年后，他们正式返回城市，他们也能感到城市已没有他们的位置。就这样，在农村他们是“穿农民服的城里人”，回到城里，他们又是“穿皮鞋的乡下人”，他们始终有游离于秩序之外的感觉，有不被接受的痛苦。这种心灵烙印，使他们一生都既惶惑又清醒，既为认同危机所扰，又极为独立不羁。他们是中国有着清醒批判意识的一代，也是极为务实极有适应弹性的一代。如果寻找他们曾经有过的精神流浪的轨迹，这些矛盾的性格之所以如此协调地组合在一起，就不足为怪了。毕竟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又都回到那让他们思念不已的家园，可是他们发现，城市已不是昔日的城市，他们也不再是昔日的少年了。正如一位当年的知青所说：少小赴边，老大回返，我已经是一个“马文化”陶冶出来的男子汉了。底层的生活使他们从天上回到了地下，由一群浮躁的、头脑中被充塞着空想社会主义的少年人，变成有独立思考精神又富现实主义的成熟的人了。这一变化应该归功于他们在心理成长的青春期曾经受到两种文化的哺育。知青出身的作家张承志曾说：“一个知青的插队的往事，到头来是应该珍惜还是该诅咒，他的青春是失落了还是值得的，依我看只取决于他能否遇到一个母亲般的女性。”他进一步解释道：“她们永远身怀着启示，就象她们能奇异地怀胎生育。”母亲，在这里具有文化具像的作用。无论差异曾带来怎样的文化误解以及冲突、磨擦、碰撞，“母亲”都以她宽厚仁慈的胸怀，包容这些提前离巢的雏鸟，并用尽管古老苍凉但却深厚悠长的文化哺育了这些都市来的孩子。“一日叫娘，终生是母”，每一个回到城市的知青都感到“纵然是高楼林立，眼前总浮现那片净土”，总觉得“那里还留着自己的一部分”。他们从此有了两个故乡，两个“文化母亲”，无论他们今后已是进入高科技的厅堂，还是继续胼手胝足地劳作；是进入了高层决策者的行列，还是在基层继续当他们的平头百姓，他们都不会忘记他们生活过的底层。当然，这种双重文化的渊源，既使他们有深厚的根基，但也带来重新适应的困难。知青作为一个群体已被城市消化了，但是正如知青作家肖复兴所说：心理的不平衡已永远埋在心中。在与现代生活发生冲突之时，他们不由自主地引起对往日田园生活的怀恋，在怀恋中逃避现实的无情与冲突，哪怕是瞬间也好。对侵袭而来的市场化大潮，他们不得不“一边屈服，一边做他们见到过的梦”——那没有欺诈没有倾轧的田园之梦。很难说这是他们的所得还是所失。
一方面，知青作为整体消失了，但曾为知青的人，却有着永远解不开的“知青情结”，哪怕他只做过几个月的知青。知青们大多过了不惑之年，那骚动不宁的灵魂早该趋于宁静，但他们似乎对自己曾被剥夺的过去，总难释怀。对此不解的人难免会问，在那失去理智的年代，被剥夺的决非知青一个群体，为什么唯独在他们身上留下永久的刻痕？因为这是一种“青春期被剥夺”！青春，在我们的一生中，不过是一个“局部”，但就它对一生的重要意义来说，却是“局部”大于“整体”，青春无价……冰心在《繁星》中吟道：“嫩绿的芽儿和青年说：发展你自己！淡白的花儿和青年说：贡献你自己！深红的果和青年说：牺牲你自己！”在成长的链条上，缺失了“发展”这一环，而且再难找回了，因此在知青们的身上，可以看到一种“青春延迟效应”——尽管他们脸上刻满了沧桑，可他们总觉得自己尚还年轻；尽管人生已过半，可他们总有长不大的地方——我们还未曾充分舒展自己的绿芽，难道就该进入色彩斑斓的结实季节了吗？如果可能，他们宁愿象浮士德一样，付出任何代价以换回青春。对于知青情结，已有评论，我不想在此赘述，知青情结乃是一种青春期自恋，也是对未曾充分展开过的那部分生命的眷恋，既然人的一生不能重涉同一条河流，对于知青们来说，对这一情结的超越，就是后来继续前行的必需。
知青的故事，已经渐渐失去了征服下一代的魅力，尽管“第四代”们承认，他们永远琢磨不透这“颜色这么杂驳，性格那么独特，参与意识那么强烈，前途又那么模棱两可”的知青代——第三代，但在他们的眼中，这些“老谋深算”、“能量丰富、缺陷明显”、“两面讨好却独立不羁的边缘人”不过是已经滑向舞台边缘的人了，是应该“跨过”的一辈，那么研究知青与知青意识又有什么意义呢？确实，“老三届”在老去，和任何一代人一样，他们也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说他们是时代的怪胎也好，是特殊政治路线的牺牲品也好，该跨越还是能否跨越也好，他们那绝无仅有的特殊经历，造就成特殊的人格，必然在历史上留下特殊的印记，且不说今天他们还在历史的舞台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他们作为承前启后的一代，还以他们特殊的思维方式塑造着自己的孩子，留下诸多“后知青现象”供后人研究。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知青意识都不会消失，这也是我们继续研究探索的原因之一吧。
（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