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之路
陈贤庆
雷州篇
（一）
1968年11月7日早晨，我和父母都早早起床。父母为我打点简单的行李，吃了一点简单的早饭，之后，母亲送我和父亲出家门，我当时甚至不敢看她一眼。父亲一直送我到公共汽车站，嘱咐了我几句，我上了车以后，他向我挥挥手，我看着在微微晨曦中的他那干瘦的身影，眼泪再也忍不住夺眶而出。后来我读到朱自清的散文《背影》，特别有感触，原因在于此。中午，我和其他知青一起，在黄埔港乘坐万顿巨轮“建华”号，离开生活20年的广州市，远赴离广州六百多公里的祖国大陆最南端的雷州半岛。
是夜，轮船驶过珠江口的伶汀洋，进入浩瀚的南海。我站在轮船的甲板上，思绪万千，忽然，以前读过的一些诗词语句在头脑中翻滚，很有一种要以诗言志的冲动。我无须在此虚构我当时已是七步或十步成诗的才子，下面这首《乘建华轮夜过伶汀洋抒怀》的七律，是我到达徐闻县勇士农场后几经推敲才写出来的，而且在十余年后才发现它并不合符平仄规律{我当时并不懂平仄规律}，又作了些调整修改，唯一可信的，是感情基调，尤其最后两句，仅把“高吟”改为“高唱”。此诗如下：“飒飒秋风别故城，建华穿雾走伶汀。微波尽诉何方语？冷月时添异地情。心事浩茫舟板暗，沙鸥起落夜星明。此行不作贾生叹，高唱丹心照汗青。”读了这首诗，诸位可以了解到，我当时并非带着一种完全失意落泊的心情远赴他乡，居然还有些壮志豪情呢，只不过用了贾谊，文天祥的典故，和“志在四方”的革命青年的情调有些不协调。
如果认为我这首七律不过是一时的矫情之作，那么我诗集的第二首是一首《沁园春》的词，我未作任何修改，可谓“原汁原味”，也未见有太多悲悲切切之叹：“渐近初冬，此地依然，草木葱茏。看浪环半岛，红泥满目；云横诸岭，黄尘漫天。椰蕉挺壮，胶林层叠，村寨依稀晚烟中。沉寂夜，听海涛声响，时隐时浓。 我已离家务农，叹白云珠海渺无踪。昔羊城风月，茶余小叙；少年光景，梦里相逢。如今指点，高天阔地，投笔沥血建勋功。英豪事，问古今中外，何处不同？”这首词，肯定也有格律上的毛病，但初到“广阔天地”，想干出一番事业的决心还是挺感人的吧。
由于有了“诗言志”的冲动和实践，我似乎发现了一种比写日记更灵活，更艺术，更含蓄，更实用的表达方式。于是，到农场以后，我开始写起诗歌，劳动，休闲，娱乐，趁圩，聚餐，交友，打架，偷窃，演出，探亲等等，皆可用数行诗句记之。对理想的追求，对恋人的怀念，对前程的失望，更倾诉于诗歌之中。这些诗歌，休谈思想性与艺术性，它们主要的价值，在于不经意地记下了不少往事，尤其在二三十年后的今天，显得更为珍贵了。老实说我平时是不去翻阅它们的，但我要写这几篇文章时，的确是要靠它们才能唤起不少旧日的回忆。在此，也没有必要罗列或择录，总之，在农场10年多，写了近千首，后编成六册，取名《水沫集》。何解？我觉得，10年的农场生活，所经历的事太多了，而诗集中所记载的，不过是人生海洋中的几点水沫而已。曹雪芹在〈红楼梦〉卷首写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这么几句，我也学着在卷首写了这么几句：“不是荒唐言，满纸悲欢泪。皆因作者痴，耐人寻其味。”
（二）
除了写些古体诗词，我还写过不少新体诗，后编为《梦幻的青春》，《荒漠旅人》，《南疆月夜》，《理想之歌》几册。前三者都是收入短篇诗作，而《理想之歌》则收入三首长诗：《理想之歌》，《烈火中的女英雄》{标题可能有误}，《南燕北鹰》。对后者，我想作点说明。《理想之歌》采取马雅可夫斯基的阶梯诗的格式{包括其余两首}，叙事与抒情结合，表达我对理想的求索。老实说，在当年，青年人的理想是什么？虽有领袖指明了方向：为解放全人类，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生，愚忠者和“反动者”都不会有太多的烦恼，唯独是象我们这类，不想自暴自弃，希望有所作为，头脑又有点复杂的青年，则是最痛苦的，他们的求索之路也是最艰辛的，我敢说比当年屈原更痛苦更艰辛，屈原很清楚当时楚国的现实是“变白以为黑兮，倒上以为下。凤凰在笯兮，鸡鹜翔舞。”{《怀沙》}，知道“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涉江》}，而我们面对“形势大好，不是小好”的现实，经常会怀疑自己是否已变成弱智儿！如果我现在仍能看到此诗，我一定会羞愧难当，但也充分理解我当年思维的混乱。去年，曾在我妹妹农场当过知青现在广州教育研究所工作的周善恒君，从广州来探访过我，谈起当年他们研读过我的诗，可以看出我不知如何“革命”，但又要装出追求“革命”的样子，实在难受，结合我的经历，让人不能相信。至此，我才知道，曾经有过我的“作品”的“研讨会”。
《烈火中的女英雄》一诗应有个副标题：“献给张雪芬烈士”。与我同一个生产队的女知青张穗芬，是一位我尊敬的漂亮的姑娘。她的哥哥张穗强是我当年的笔友。他们有一位妹妹张雪芬，当年大概二十岁，在广州的一场火灾中，为抢救国家财产而牺牲，被定为烈士。我从张氏兄妹那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居然写出了一首很长的赞歌。现在回想起，雪芬恐怕也是“极左”时代的牺牲品，有的火灾非人力可以挽救，而在提倡英雄的时代，这年轻的姑娘勇敢地投身火海也就不难理解了。现在仍知道并记住这位姑娘的人已绝少了，然而父母对早逝的小女是永志不忘的，前两年在报上就看到张教授夫妇捐资家乡建学校{还是桥？}，校名就叫“雪芬小学”。
《南燕北鹰》也有个副标题：“献给妹妹的诗”。如果说我的经历有点曲折的话，我的妹妹陈贤芳女士的经历恐怕更离奇。她只比我小三岁，是同时代的人。1966年文革开始时，她在广州第17中学读初二级。15岁，应还是天真烂漫的无知少女，但文革风云使她和与她一样的女孩迅速走向成熟。她和她的战友走上街头，走上社会，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她们步行到井岗山，韶山；她们远赴上海，北京串联。她的战友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异见分子王希哲。当然，据我所知，她们绝不是那种残害忠良的红卫兵，但愚蠢的事肯定没少干，如果要忏悔，也应有一份。要写她的事，非得另外一篇长文不可，在此打住。话分两头，当年广州有无数热血青年，上海亦然。上海某校高三级学生裴海荣，当年南下广州串联并与陈贤芳她们同战斗，裴陈二人在战火中相识并结成好友。
1968年11月，陈贤芳到了海南岛琼海县东红农场，而裴海荣到了黑龙江虎林县854农场，一对好友分隔于祖国的最南北，按照最正常的发展，这段感情或爱情应该无疾而终，诸位可以想象，在没有程控电话没有全球通手机单靠写信的当年，如何能解决相思之苦？然而，千山万水却隔不断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情之火反而越烧越旺，终于在1976年初陈贤芳远嫁黑龙江，比当年王昭君嫁得更远，而我们漂亮能干的妹妹为此错过了多少我们认为的如意郎君。他们不仅结合在一起，而且还打算在冰天雪地的北国干出一番事业，这是畸形年代的畸形婚恋，还是伟大年代的伟大爱情？细细分析，裴海荣的确是一位正派，健康，胸怀大志的青年，而我妹妹也不是头脑经常发热的人，或许正是他们代表了我们那一代最少有也最难得的一部分。后来，裴海荣当上了副场长，陈贤芳是农场的劳资科副科长。
在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之后，1994年才调回上海，使得80多岁的老母一展愁颜。当时我寄《西江月》词以祝贺，词云：“雪地霜天开拓，白山黑水耕耘。廿年血汗伴征尘，喜讯传来振奋。 往日青春休记，前程鼓角仍闻。浦东远景励精神，策马商场战阵。”幸亏他们尚有一点余热，也的确在浦东商场上一展身手。不过，近日看报，有学者认为，四十多年来对北大荒的开发，实际上是破坏了那一片难得的湿土，是对我国生态环境的大破坏，我不知数十万把青春献给了北大荒的各地知青们又作何感想？写了这么多，我只想说明《南燕北鹰》的写作背景，那是1976年陈贤芳远嫁黑龙江时我送她的“陪嫁品”。
1979年8月，我离开了雷州半岛，随身只带走了《水沫集》，而上述四册和其他书籍尚留在农场，不久，场友来信说，我的书箱被人开过，肯定有失窃，后来点算，《红楼梦》，《当代英雄》等书以及四册诗集均被盗，使我气结难言，当时也只有写一首短诗以自慰：“遗失的好书，或许可以重新买到，遗失的诗稿，向哪儿寻找影踪？并非它们有连城的价值，只因那纸页上刻下我的颜容。啊，但愿我的诗稿的收藏者，也喜欢《离骚》和《国风》------”
（三）
在农场，除了写点诗歌以“言志”，我还为宣传毛泽东思想而出过力，因为我多次参加了农场的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文艺”即文学艺术之意，应大书一笔，但我觉得，我那时的“作品”，和“文学”的联系固然有，如小话剧{如今称小品}，但毕竟和“音乐”的联系多一些，我既要写《我的音乐之路》，在此就不重复了。在那个年代，因有了广州知青，有了文艺宣传队，雷州半岛的农场才有了一点生气，文艺宣传队到生产队的那一天，就如同过节一样，这绝不是说我们的演出有多么的精彩，而是要说明当时文化生活是多么的贫乏。电影老是放着几出样板戏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等，偶尔能看到的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罗马尼亚影片〈多瑙河之波〉，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等，已足以使我们兴奋好几天，因为里面有着有女人味的女人，而不是充满斗志的江水英，李铁梅，小常宝等。书籍方面，除了红宝书，几乎没有其他的了。我所在的12队，应有100多老工人，他们大部分是文盲或半文盲，除了劳动，做家务，吃饭，开会，做生孩子的工作外，他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可能不会太强烈，而那数十位男女知青，劳动开会之余就很不好过了，即使有的人有爱情的慰藉，也难解文化的饥渴。
1973年3月，一个春风沉醉的晚上，我和我的女友余慕红小姐又来到了远离居住点的一处幽雅的草地。至于我和慕红是如何相识如何爱上，我不想在此文叙述了。总之，我们趁着星光夜色，坐在那块熟悉的草地上。“今天晚上又讲什么故事？”慕红问。共同回忆所看过的电影，互相讲述所记得的情节，这是我们两个影迷晚上幽会的一个主要项目之一。“是呵，今天晚上该讲什么？”我为难了。我们把《冰山上的来客》〈柳堡的故事〉〈芦笙恋歌〉〈边寨烽火〉〈红帆〉《章西女王》等都复述过了；把《青春之歌》的林道静，余永泽和卢嘉川，〈早春二月〉的萧涧秋和陶岚，〈流浪者〉的拉兹和丽达，〈复活〉的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等都品尝过了，把赵丹，谢添，崔巍，王心刚，康泰，于洋，白杨，秦怡，张瑞芳，王丹凤，王晓棠，上官云珠等都评论过了------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呵，如果现在有电影看就好了。”慕红幻想着。我沉默不语，我知道我没有这神奇的法力。“就算有剧本，有小说也好啊！”慕红的双眼望着夜空，仍在幻想着------借着微弱的星光，我感受到姑娘美丽的大眼睛充满着渴求。我的心颤动了，继而心潮翻滚，是呵，没有电影，没有小说，难道我就不能自编吗？------之后的数天里，我时刻在思考着这件事，过去看过的小说，看过的电影，一章章，一幕幕，都浮现于我的脑海，给了我不少启示和灵感。于是，我终于决定动笔写点东西。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慕红时，她瞪大眼睛，表示不大相信。是啊，写小说剧本，不是作家才能做到的吗？
至今，我的场友们仍记得，当年我是怎样写作的。我们住在一间大集体宿舍里，睡木架床，我睡上床。床边靠窗处，有一块不足半米方的水泥板，那就是我用于写作的地方。写作时坐在床上，双腿下垂悬空，累了就盘膝一会，再垂下。晚上拖拉机发电到10点，之后照明工具就是煤油灯了。由于白天劳累之故，同舍的场友也不会怨我油灯长明。我买来廉价的稿纸，在某一个夜晚，当夜深人静之时，正式把稿纸铺开了。我不可能将一部书全部写完才交给慕红看，那要等太久了，我必须每天晚上写出若干页，第二天交到她的手上，这样可以让她每天都看到新鲜的内容。从第一个晚上开始，就决定了我没有时间打草稿再抄正，我必须下笔成文，一气呵成。第一部书写什么呢？我不知为何，想到了模仿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而把小说的背景安排在旧社会，认为这样可以避免一些麻烦。于是，在稿纸上写下了《桃园村》三个字。老实说，我怀疑我已患有轻度的老人痴呆症，我对那部我称为小说的我的处女作竟然已记忆甚少，大概《上尉的女儿》中有个农民起义领袖普加乔夫，我也虚构了发生在旧中国某地的一场农民起义，塑造出一个农民起义领袖，一个劫富济贫的侠士，当然还有一对年轻的男女------总之，我写好了开头，交到余姑娘的手时，她当然又惊讶又好奇，一口气把它看完，还追问我下面怎么样。开头肯定有悬念，因为连我也不知往下怎么发展，得白天劳动时再好好构思。
（四）
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个埋头写作的阶段。慕红见我这么自找辛苦，劝我停笔，但我已处于亢奋状态，已一发而不可收。能使心爱的姑娘得到某种精神的满足，我已把苦累完全抛到远远的。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读者从慕红扩展到其他的女知青。12队有一群我过去认为现在更加认为非常可爱非常团结非常富有人情味的好姑娘，如陈菲，吕国华，张穗芬，余玉英，何玉冰，黄玉瑜，文妙兰，胡肇珍，谭英珠等，在此我遥祝她们晚年幸福。渐渐，我写好了的稿子，又会在男知青宿舍里被先睹为快，我的读者群又扩大了。在此，我要诚恳地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在炫耀自己，我要说明的仅仅是一点：在那扼杀文化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的文化饥渴到了何种程度，一个完全不会写小说的青年，胡编乱划了一部东西，居然也惹来不少愿意读它的人！到了4月份，故事写完，慕红帮忙装订成册，并弄了一个封面封底，俨然一书。我有七律一首庆贺：“架床当桌火苗红，身骨斜依脚半空。白日灰尘挟雾雨，夜阑饥饿惹蚊虫。行间字里风云起，纸上锥头意气冲。处女一篇言十万，愁肠抛至九霄中。”
当年5月，我又写了一部小说，题为《血泪天伦》。诸位从标题可以猜测到其中的内容，当然，我仍把背境放到过去，写旧社会一个家庭的悲剧，母亲贫病交加，女儿被迫要出卖肉体{这在当时就太大胆了}，儿子被迫要当小偷。而女儿准备出卖肉体和儿子准备行窃的对象，竟又是他们离家多年刚从海外回来的父亲，多少有点借用黄谷柳的《虾球传》的情节。我有一首诗记录了当时女知青们看后的情景，诗云：“血泪天伦话旧时，眼前悲剧有谁知？多情堪笑诸红粉，读罢人人泪满衣。”由此可见，我当年已很善于煽情的了。这书稿我后来寄给海南的妹妹，她那里的女知青也看得直流泪。妹妹回广州时给了她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女同学黎秦云看，半夜，她凄惨地哭了起来，她姐姐以为出了什么事，走去一看，原来她在捧着那书稿哭！
之后的三个月，我身在广州，原因何在，《我的音乐之路》一文再记载。从广州回农场后，又被宣传队招去，直至10月解散返回连队。接着继续写书，到11月，完成了一部题为《卡伯尔-克弗里》的小说。光看标题，诸位可能以为是托尔斯泰或巴尔扎克的作品，其实我是写一个法国孩子的遭遇，可见我当时何等胡闹，把故事写到外国去了。但内容是什么，现在记忆中了无痕迹，仅从“善恶恩愁皆在此”的一句诗可知，大概是胡编了一个恩怨情仇的故事。
12月，我又完成了一部，是以电影文学剧本形式写的《花落花开》。内容是些什么，我也记忆模糊，有诗这样记载：“青年音乐家，流浪香江来。历尽人间苦，落花喜又开。”由此可知，我又把故事的背景放到了我毫不熟悉的香港！为什么？因为慕红的父母兄长等皆在香港，当时她亦正申请往港，我倾尽我对香港的知识再加上想象，写成此剧本，目的是慰她思亲之苦。
某夜，慕红与我谈起《羊城暗哨》《徐秋影案件》等旧电影，忽然勾起我要写一部侦探小说的念头，于是提笔写《兴隆旅店》。很显然，我是要安排兴隆旅店某夜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恐怕被杀的是一位年轻女子，于是围绕此案展开侦查。可惜这部小说写着写着，中途夭折了，何故？诗云：“兴隆旅店有奇冤，凶手杀人遁哪边？未尽摩斯侦缉术，惊天小说可全篇？”诗中的“摩斯”指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显然，我当时{包括现在}缺少侦探头脑，白白让凶手逍遥法外至今。
1974年1月，我又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题名《波特号商船》。诸位从标题亦可知，故事的背景又到外国去了。是的，这回跑得更远，居然到了澳洲。我现在也很明白，当前不少编剧导演，为什么总喜欢拍一些古装戏，原因是时代越久远，大家越不熟悉的生活，越可以胡编乱造，我当时就深谙此道。至于有没有受到《塔曼果》等影片的启示，已不得而知了，总之，我虚构了一艘海盗船，一个叫卡菲的贵族小姐误入船中，后来又与那位年轻的海盗船主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经过十余载，始得返回故园的离奇曲折的故事。
又到了春暖花开时节，某夜，与慕红在村外散步，她忽然提到，她很喜欢电影《护士日记》，很喜欢王丹凤。我当时想，为博红颜一笑，我也可以写一个可爱的护士给你看。到了4月，我完成了另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叫《淮河激浪》。我的老天，淮河虽在中国，但远在苏北，安徽，河南一带，我从未去过，可见又是胡编，而且，还是治理淮河的故事，又可见得不知天高地厚，不过，我自我感觉良好，还写一诗赞曰：“动人曲折味无穷，激浪洪波未改容。今日影坛如见面，满城争说女英雄。”由此可知，戏中的主角正是我要塑造的治淮工地的女护士，女英雄。
到了6月，我完成了一部估计近三十万字的小说，名曰《风雨花城》。这回故事的背景是我熟悉的花城广州了，但时代背景却放到旧社会，依然是我这个“民国遗少”不熟悉的。不过，我看过一些黄谷柳，欧阳山，陈残云等人的小说，虚构一番也不会太离谱的。内容写了什么呢？我还是要凭借旧日写的诗歌帮助记忆，诗云：“善恶由人奈哪何？无风沧海亦翻波。老巴老托如亲睹，也叹花城薄命歌。”“老巴老托”应指世界级的大文豪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把这两老也抬出，可知我的罪孽有多深！古有“红颜薄命”一说，从诗中的“薄命歌”三字，可知此小说是写了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的遭遇。写到这里，我不得不声明一句：我并非特别喜欢写女性，皆因我的读者女性居多，喜欢看同性的故事而已，不要有错误的推测。
如果如此这般地再罗列下去，读者诸君不感到肉麻至死，我也会羞愧欲绝而撞墙。幸亏到此为止，暂时辍笔。但不管怎样，总结还是要做的，请看这诗：“十部传奇血染成，风流文采众心惊。谁言手握一杆笔，尽写霜花雪月情？”“十部”不知是当时记错，还是取其虚数，我只记得八部；“血染成”太夸张，但付出一定心血，是肯定的；第二句又是自赞，太肉麻；第三四句，似乎要表示自己不仅只会写些“霜花雪月”的小说或剧本，还可以干点大事，这就属于缺乏自知之明了。未来的岁月足以证明，我能够过上平凡而又平稳的生活，已经应该谢天谢地了。当然，这一年多的写作实践，毕竟锻炼了我的执笔能力，使我日后写作时，一般可以不打草稿，虽还做不到“下笔千言，依马可待”，但写作速度还算较快的。
（五）
回头再说，因何辍笔？原来当时慕红申请出港一事，已有眉目，有些手续要办，而我亦方寸大乱，难以专注，不如彼此都珍惜离别前的宝贵光阴吧。又如此过了两月，到9月初，慕红的申请终于批准，她要打点行装上路了。我伴她同行，先在我家乡阳江新洲沅安村停顿，拜见父母{可以想象当时我父母的惊喜和失望}，住了一星期，我们再与我父母一起出广州。我把她交给从香港回来的她的母亲，再于次日在火车站送其出境，内中多少事，本文就不写了吧。之后，我与父母一起赴南京我二哥二嫂处，我至10月下旬才离开，孤身游历了常州，无锡，上海，苏州，杭州，11月中旬才返回广州。在广州期间，又到过云浮{《我的音乐之路》有交代原因}，肇庆等地，直到12月才返回“人面不知何处去”的勇士农场12队。
余慕红离开后，那八部书稿亦已完成任务，我当时也不很珍惜，谁拿去翻阅都可以，后来，我还把《血泪天伦》等四本寄给了海南东红农场我妹妹处。如果不是有什么特别事件，它们应该保存至今的。1975年4月，不知什么原因，又掀起了一场运动，名堂叫什么就记不得，反正那个时候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我们也习惯了。作为身处祖国大陆最南端雷州半岛的一介知青的我，按理不应该殃及。但运动的锋芒却从京城辐射至四面八方，也射及我们这一个小小的生产队，不知怎的，随着运动的深入，有人注意到我写过的东西了！
某天，我被叫到队部，农场政治处一位干部以及队里的领导在座。他们问了我一些问题，如：你最近都写了一些什么？为什么写？流传到哪里？社会上有些手抄本如《少女之心》，《梅花党》与你有没有关系？……对于这一场面，我毫无思想准备，但前面的问题不难回答，虽然答来让我有点脸红，而且还不一定令别人相信；最后一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我当时乃至现在都没有看过那两本书。之后，他们要我把书叫出来审查。说老实话，我那批书的内容，放到现在，和满街满店的书相比，肯定是小巫见大巫，“色情”的程度肯定比不上贾平凹《废都》的十分之一。但毕竟里面写了一些“男欢女爱”，而在当时的文艺作品中，这属于禁区。试看看，李玉和没有老婆，江水英没有老公，虽说是“阿庆嫂”，但并无“阿庆”出现，洪常青和吴琼花相爱最可能，但硬是到洪常青牺牲，也不让他们单独缠绵跳上一会双人舞，这就是当时的文艺！把我的书稿送上去，后果难料。但我也不敢违抗，除了我寄给了妹妹的那四本，反正在手头上的，我都上交了，唯有《花落花开》，我藏起不交。何故？因为此书写一位青年音乐家流落香港的故事，虽则时代背景是旧社会，但很容易被认为鼓动人们偷渡香港，因为当时偷渡正成风，欲加之罪，就说也说不清了。那么，如何处置它？最简单就是焚之。但也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中焚，须找一个快速毁尸灭迹的地方。我想到了连队伙房的炉膛，那里经常燃烧着几棵大的干木柴，把它丢进去，保证一分钟之内解决问题。某天某时，我怀揣书稿，走到炉灶前，趁四下无人，迅速把它抛进烈火之中，只见一丝淡蓝色的火焰升起，《花落花开》被熊熊大火包围，很快成为灰烬。我忽然感到，黛玉焚稿，固然悲惨，但王文娟演得何等美，唱一句，焚一页，而我，是采取一种多么粗暴的方式，连一点悲剧美也创造不出来，可叹！
另外，我即去信妹妹，请她也把那四本“焚之”，她回信说照办了，只不知她如何个焚法。后来问起她，才知道她采取另一种焚法，但也谈不上“悲剧美”：她分两个中午，偷偷跑到胶林中的一个小石洞，让它们化作飞灰，永藏于洞中。
书稿上交后，可能上面有个审查的过程，没有人再找我谈话教育，只是队里开会时，吴支书含蓄地提到“有的知青犯错误”之类的话。但我整天忐忑不安，不知会有个怎样的结论，万一戴上一顶“坏份子”或“反动作家”的帽子，那就惨了。不过我又想，“坏分子”一般有破坏活动，这帽子恐怕不恰当；至于后者，我应该不够资格。终于，在某一个下午，吴支书把我叫到队部，宣布了场政治处对我的处理，具体的话我当然记不清了，关键是定我什么罪。弄清了原来是这样：我写的书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政治处予以没收，委托吴支书在生产队的大会上对我进行批评教育------听到这个决定，我松了一口气：总算没有扣个什么帽子！关于那个“小资产阶级情调”，如今的青年人肯定不知为何物，即使我们在当年，虽经常听说，但也只能意会难以言传。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它是介乎于“人民”与“敌人”之间的一种罪名，我获此轻判，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我当时想，如此轻判，原因有三：我的书的确找不到多少“反动”“黄色”的东西；把我“打倒”了，宣传队少了一个会编剧，作曲，伴奏的人{事实上日后我还有资格去宣传毛泽东思想}；我是个小人物，犯不着和我过不去。对于第三点，我忽然产生失落感，不是吗，我连定罪的资格都没有！------又想到那些书稿，虽然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但毕竟是我和慕红爱情的结晶，可怜如今落得这样的结局。打倒“四人帮”后，我曾追问那批书稿，但上面说不知去向------
（六）
我之后的文学活动，主要是看书和写诗，尤其是看一些关于历史的书，写写咏怀古人的诗，如一首叫《读史得古人杂咏十八首》的诗，写了秦始皇，赵高，司马迁，李陵，苏武，曹操，诸葛亮，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王安石，郑思肖，龚自珍，魏源，严复，谭嗣同，袁世凯，张勋等。《读〈诗品〉得十三绝句》写了陈思王，谢惠莲，谢灵运，谢玄晖，阮步兵，嵇中散，颜延之，鲍明远，江文通，石季伦，吴迈远，谢世基，戴安道等。
1975年11月，我接到父亲在家乡病重的消息，即赶回去。在本文的开端部分，我写过我的父亲，后来就绝少提了，在此作些必要的交代。1968年11月，我和妹妹先后离家远去，父母便相依为命，虽然我大哥也在广州，但他也有家庭，自顾不暇。1971年4月，林彪发布1号战备命令
（不知是否林的主意），把城市中的“牛鬼蛇神”通通赶到农村去，我父母不能幸免，于是回到他离开了二十多年的家乡，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劳动。幸而乡亲们对他俩还好，没吃太多苦头。1974年，忽然有落实政策的喜讯，父亲平反，恢复干部待遇，就地退休。虽然就地退休回不去广州，但能平反变回“人民”，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同年9月，父母得以到南京一行，住了几个月，到了3月才返回。他当时心情很好，从给我寄来的唱和诗可知，诗云：“尘海浮游六十年，曙光照我见青天。寒冬过后风和畅，白发龙钟意泰然。玄武湖滨迎远客，紫金山下忆从前。应知到底家乡好，最羡篱边石上眠。”{父注末句出典：陶潜家居时宅边有一大石}。可惜，自由的日子没过多久，11月得病，我们回去几天后，他终于17日去世，享年70岁，葬在家乡的土地上。我整理出他所遗诗稿一部，题为《沅安老人遗集》；另有一册是他向造反派交代的材料，甚长，可以了解到抗战的历史和文革初期的情况，我题为《显唐先生遗稿》，准备日后研究并作批注，但25年过去，还未能完成此心愿，如今有了电脑，做起来应该方便些，故在此文中，父亲的事就不作详叙了。
父亲去世后不到两个月，一个晴天霹雳痛煞国人：1976年1月6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了！周总理是唯一的我一想起一提起就要哭的人，即使此刻，我亦喉头哽咽，热泪纵横，可知当年我和全国人民是如何的痛彻心肝，此刻我亦再难写些什么，将当年的一首诗记下吧：“噩耗倐传腑肺摧，青天目尽泪空垂。英豪一代当称汝，赤县千秋剩有谁？操节已经山岳镌，勋劳常待后人追。哀诗夜驾长风去，赤子鞠躬在远陲。”之后的日子，我在极度的悲哀中，依然读史，写诗，等待------终于，中国在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后，揪出了四只祸国殃民的大豺狼！无论用什么语言，都难以把当时人民的狂喜心情以及场面描述得准确透彻，当时产生了大量的诗作，我记得作家吴有恒有两句，可以用作概括：“连朝连日喜如狂，捉了江青张姚王。”我亦不例外，以诗词尽抒胸臆。受压抑多年，无所适从并作过不少自责自贬的郭沫若，曾兴奋地写了《水调歌头》一词，我不禁也和他一首：“肮脏千古事，污秽四人帮。一窝花蛇毒蝎，横行甚嚣张。另立女皇内阁，迫害贤相忠臣，黑手遮天光。贼眼露谋机，日夜梦黄粱。 举铁拳，挥巨棒，打凶狂。王张江姚被扫，神州尽朝阳。载歌载舞欢呼，为国为民除害，前程更辉煌。八亿人所向，红色党中央。”在往后的日子里，尽管我还遇到不少坎坷和挫折，但这不过是我个人的遭遇，人民得到解放，国家走上正轨，这是比什么都值得欣慰，值得高兴的事情。
当年12月到77年1月，我又踏上北上探亲的路途，尽管当时“极左”思潮还没清除，但毕竟坚冰已经打破，春风初度，我所经过的广州，上海，南京等地，被禁的电影重新上演，被禁的书籍出现在新华书店，消失了多年的老艺术家又站在了舞台，人民公开地深情地缅怀周恩来等去世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久，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铺开，无数蒙冤受屈多年的各界人士得到解放，文化大革命的罪恶得到清算------
（七）
我回到农场后，除了参加文艺宣传队外，主要是不失时机地看书，看电影。我看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伏尼契的〈牛虻〉，巴尔扎克的〈高老头〉，赵朴初的〈片石集〉，朱德，董必武的诗选，〈三国演义〉，〈中国通史〉等。而电影，那时重放的甚多，象〈董存瑞〉，〈达吉和她的父亲〉，〈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林则徐〉，〈风暴〉，《霓虹灯下的哨兵》，《枯木逢春》等数之难尽，虽然几乎都看过，但重新再看，则别有一番滋味，只要在场部或附近生产队放的，我都去看了。有些外来电影，更引起轰动，我举两例，一是香港拍的〈屈原〉，彩色宽银幕，鲍方，鲍起静父女演得十分精彩，看得我们如痴如醉；二是日本电影〈望乡〉，说是反映日本妓女的，当时只在场部的一台电视机播出，却引来数百上千的观众------
除此之外，我还坚持写作。有关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我觉得光写几首短小的诗词还不足以表达我对他们的憎恨，也不足以把党和人民与他们所作的殊死斗争反映出来，于是，在1977年8，9月间，我用旧体七言诗的形式，写了一首叫《狂飙曲》的长诗，分序幕，第一章四贼登场，第二章两军对垒，第三章清华妖雾，第四章十里长街，第五章广场风暴，第六章丰唐悲歌，第七章巨星陨落，第八章生死关头，第九章风卷残云，第十章十月狂欢，第十一章春暖花开，第十二章历史丰碑及尾声。洋洋洒洒，不知多少字，总之，不把心中的悲愤与欢畅表达出来则不罢休。
1978年7月底，看了徐迟的报告文学集《哥德巴赫猜想》，如饮甘露。内有一篇《祁连山下》，写著名画家常书鸿在敦煌的故事，文字清新，情节动人，读罢思潮难平，于是，决定把它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从8月1日动笔，到12日脱稿，即寄与徐迟先生，并询问他可否允许改编。不知什么时候徐先生退回稿子，附有一信说，谁改编都无所谓，有电影厂愿拍就行。当时此稿放着，似未寄出。改编完《祁连山下》，8月22日至30日，又完成了一部电影文学剧本，叫《为了光明的中国》，参照报上一些英雄事例，反映与“四人帮”斗争的内容，8天业余时间写出一剧本，可见多么粗糙，但也敢寄到《人民电影》杂志，当然数月后退回。到了10月间，又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南昌起义》，寄往八一厂。诸位，八一南昌起义这么大的题材，是我这样一个无名鼠辈能写的么？而我那时偏偏不知天高地厚！此稿数月后退回，理所当然。
回头还得说说我自学英文一事。在中学阶段，我学的都是俄文，我觉得这是一种十分难学的语言，但我还算学得好。初二时某一节俄语课，我和另一位同学被李振邦老师叫起朗读课文，实质我演绎文中的苏联人，同学演绎中国小孩。当我们表演完了以后，李老师竖起大拇指称赞道：“俄佬读得好，俄佬读得好！”从此以后，我得了一个绰号叫“俄佬”。但俄语学得再好，因中苏关系恶化甚至打仗而变得毫无用处。到农场后，有些初二级的同学是学英语的，还带有课本，于是，使我产生了学英语的念头。于是，我拜知青梁继兴为师，他只懂得一点皮毛，不久，我就走上自学之路。所谓自学，其实是瞎学，尤其读音，难以准确，不过，语法及文章理解倒容易掌握，我就是这样，以一种重读写轻听说的方式学下去。收获总是有的，几年下来，我掌握了不少词汇，一般简易的文章都能读下来，1972年间，我在砖厂工作，学习英语的劲头更足，甚至想过用英语来写一些小说，终因志大才疏而失败。之后，反而老老实实地学了。
打倒“四人帮”后，1977年11月，高考恢复，这对千百万知识青年来说，是一个特大喜讯。当时，我已29岁“高龄”，也想通过高考离开农场，步入大学的校门。12月，我走进设在南华农场的考场。这次考试考了些什么，考得怎么样，我有《考场七章》记其事，今天再看看也有点意思，不妨也供诸同好。
其一：“考场内外气氛浓，八百人儿斗笔锋。感慨何来萦腹内？老儒羞坐少年中。”其二：“语文一目已明暸，自幼常吟风与骚。笔走龙蛇依马待，离题但恐万千遥。”其三：“数学荒芜十一年，纵横错杂理难全。大题七道原来少，一半骨头未啃完。”其四：“政治考题不甚难，提毫挥舞过关山。素来放眼天下事，理论高谈若等闲。”其五：“史地何曾断我思？古今中外本无奇。粗心大意不求稳，错把苏俄换帜旗。”其六：“英文自学有功夫，卷上难题视若无。考场寥寥十一子，神情数我最闲娱。”其七：“题名落第两无妨，处处辛勤有课堂。活到终年学到老，一分微热发分光。”
从上述诗中，可知我的数学考得甚差，其他应不会差。到1978年1月放榜时，我却名落孙山。何解？我反复分析得出结论：我做了一件足以影响一生的错事，这就是我填报志愿的时候，自以为是，夜郎自大，竟然报了复旦大学，而且还是英语系！我后来才想到，上海的知青那么多，怎么会录取你这个考分并不是很突出的广东人？真的，如果我没有自学过英语，就不会狂妄到报考英语系，从这一点来说，又正是英语惹的祸！一个错误的学校加上一个错误的专业，这种舍近求远，舍特长求侥幸的愚蠢做法，注定了这次高考的失败{有没有政审及其他的因素则不得而知}。我当时悔恨，随便填报广东的一所大学的中文系，说不定都能考上！
幸好挫折遇多了，心理素质也显得越发坚强，这从《落第抒怀》一诗可以看出：“大学名单来，余在孙山外。晦气正当头，命运交华盖。考时又粗心，结果招失败。落第应无妨，继续朝前迈。学习在个人，勤奋收益快。我已非少年，偷闲最有害。一寸值一金，光阴能永在？目光放久长，才大终能卖。”我过去乃至现在都这么认为，要成才，外因机遇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也是枉然。这不是一种只可用于对学生的说教，其实是最普通的真理。上山下乡这么多年，毁了万千年轻人的宝贵青春，大部分人是带着一副疲惫之身和一个空虚而又复杂的头脑回城的，干着最粗重的活儿，匆匆结婚生子，而当子女还远未毕业工作，他们又须面对社会淘汰而下岗，这是许多知青一生的生活轨迹。当然，也有不少青年，以“广阔天地”为“劳其筋骨”，锻炼成长的熔炉，后来果然大有作为，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每当知青聚会，表现出对那段岁月最追怀的，往往是这一类人。不过，话又说回来，知青生活，毕竟是当过知青的人最难忘的，在我们知青聚会中，等级观念没有了，大家仍按旧日排座次，把“处长”偷鸡，“部长”摸狗的“臭底”尽揭，指使“经理”“主任”做这做那，而这些人，也忽地恢复了他们天真烂漫的本性，而在他们的王国里，他们会是何等的颐指气使，道貌岸然！不过，这已属题外话，在此打住。
（八）
在农场期间，作为一个普通知青，要想高攀大作家，当然很难，我只尝试过和诗人李瑛通过信。在“四人帮”时代，李瑛是少有的还能写诗还能出书的诗人{不知余华先生有否逼他忏悔}，我买了他的一本《北疆红似火》，一本《站起来的人们》。这两本诗集都是“极左”思潮的产物，那是无疑的，但我读着，觉得还有点诗味，于是，班门弄斧地对两诗集作了不少评点，提出一些修改意见，给李诗人寄去，并不期望有回音。不料，1977年2月，李瑛给我寄来一本有题词签名的新诗集《进军集》。之后，我就不便打搅他了。而和我真正成为文友笔友的，当然应是处境相近的人，我有这么几个。
一是同队女知青张穗芬的哥哥张穗强。我认识他肯定是因张穗芬，但在什么时候什么机遇认识就无从记起了。他在广州工作，与我应有城乡之别，但文学的爱好使我们成了笔友，互相时有诗文往来。后我回广州探亲时到他工作的中山大学与他见了面，是一个高大英俊的青年。我到湖北之后，我们的联系中断，相信他应大有作为的。趁写此文，找出一首写于1977年4月的《水调歌头》“题29岁生辰并和中大张君”的词，抄录于此，也可纪念我俩昨日的友谊吧：“独饮天涯水，身在南海边。回首风云岁月，还剩几华年？空留一腔怨恨，岂有涓埃报国？惆怅望春颜。漫步池塘静，篁竹落水间。 星河渺，寒蛩切，夜难眠。风尘千里，桂魄随心又团圆。都叹情深意重，也嫌遁世孤高，谁复解襟前？武侯无三顾，雄才若轻烟。”这首词是否规范，写了些什么，我就不作评论和解释了。
另一是与我妹妹陈贤芳同农场的广州知青吴宝祥兄，笔名严尔。他年纪比我大些，经历比我更坎坷些。他于1964年先到宝安县插队，后又被迁往海南，因对文学有爱好，当上了一名小学教师。他因我妹妹的关系，和我也结成文友，时有书信诗作交流。他79年初才回广州，但又被安排在市郊钟落潭的一个养鸡场工作，由是又蹉跎了数年，最终因他有深厚的古文及古汉语知识而以高中学历当上了佛山师范学院的教师。我于1981年1，2月间从湖北回广州探亲，才和他在笔交近十年后见面。一副典型的学者形象，但并不文弱。后来我调回广东中山教书，我教的学生又考上他的学校成为他的学生，这也算佳话一段吧。我们俩都很晚才结婚生女，他的女儿比我的还小，这一点，又是我们共通的。前些年，我们时有互访，近几年，不知何故信息渐稀，在此，我遥祝严尔兄身体健康，家庭幸福。与张君一样“待遇”，我也抄录1975年1月所写的《水调歌头》“和海南吴君”一首，以纪念我们旧日的友谊：“陶然数杯酒，酒酣望远山。星河渺渺依旧，尘世又经年。细步蕉丛竹涧，别梦缤纷如画，异乡叹月寒。醉罢魂飘舞，总是落人间。 虫啧啧，风啸啸，夜难眠。神灵莫及，偏逢缺日早催圆。放眼环球变化，留意身旁事物，目光会周全。傲骨余曹有，隔水共婵娟。”与张君不同的是，可能我与他处境心境更接近些，我后来到了湖北工作，与严尔君仍有唱和，且看这首写于1981年6月的《寄严尔君》：“何须把酒叹人生？唯有挥鞭赶路程。不肯诗心长寂寞，新篇笔下盼功成。”这些诗词写了些什么，则读者随意揣度也无妨。
在我诗集中，有一首写于1977年12月的《寄海南金君》的诗，在此，我还想引出这位“金君”。先看我这首七律：“寒冬过后满春光，万物更生喜欲狂。举国欢呼华统帅，亿民怒讨四人帮。君能放眼于天下，我可吟经在寺房？松木未曾枯朽尽，精雕还作厦中梁。”金君，名为金一虹，北京知青，远赴海南我妹妹的农场，可能祖籍在江苏常熟，被我妹她们借用《沙家浜》中的一句台词，称她为“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我与她曾在广州火车站的月台上谋过一面，“美人”称不上，但一副女学者的气质在当年女知青中并不多见。我和她认识，肯定因我妹的关系。1976年初，我妹已远嫁黑龙江，而她于1977年12月仍在海南，是可以肯定的，有诗为证；当时我与她仍有通信，这又是可以肯定的，有诗为证，不然我怎么知道“君能放眼于天下”？其实，此句在原稿中是“君正运筹筑大厦”，大概是她告诉我她有些什么大志和大计，可惜当时的信都无保存。后来我觉得这句诗既不合平仄，又可能会引起别人误解，以为她调到了建筑队建房去了，故改过来。金一虹女士显然是属于那种既有才华，又有远大志向的知青，不久，她考上大学，离开农场，后来在南京工作，成为了一位颇有名气的社会学家。我后来虽然与她没有联系，但我还是感激她在艰苦的年代里给我的鼓励，正因为“君能放眼于天下”，才使我有了不甘“吟经在寺房”的奋发，以及争作社会栋梁的决心。
（三）荆州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