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近代多豪俊

陈贤庆

笔者原为广州人，在广州读小学和中学。1966年5、6月间，文化大革命爆发，“停课闹革命”。那年的夏秋，兴起“革命大串联”；后来又兴起“步行长征”。我有些同学，就是扛着“某某战斗队”的红旗，步行到韶山和井冈山。在那年的11月间，我和五位并不是很“革命”、又有些怕苦怕累的同学，开始了一次短途的“步行长征”。往何处去？有一位香洲籍的同学提议往南走。于是，开始了我们的“南行记”。第一站，我们从广州行至顺德大良，第二站行至中山的小榄，第三站行至石岐，第四站行至翠亨，其后到香洲，绕道斗门到江门，最后从江门坐船回广州。这是我第一次踏足中山的土地。说得准确一些，应是香山的土地。

   在1966年之时，中山包括珠海，都不可能很发达很富饶，但是，这一带的乡村市镇，有着一种与内地乡镇很不一样的气息，在广东华侨中学读了六年书的我们，对“华侨”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我们能够感觉到，这里的田畴街巷，在宁静贫寒的背后，透露着浓浓的侨乡特色，这里的人民，一定有着许多离乡背井的故事。在中山故居，我发现，除了中山先生，翠亨村以及当时的香山县，还产生过不少对中国历史起到一定影响甚至很大影响的人物。

1968年11月至1979年间，我因上山下乡到了雷州半岛农场。1979年9月，我到了湖北省荆州地区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85年，我从报上得知中山市需要中学教师，我忽然想起13年前的“香山之行”，觉得自己如能在那块喜欢的土地，尤其是能在伟人故里生活和工作，应是一种幸福。于是，那年9月，我从湖北省调到中山市，职业仍是高中教师。

1986年的元旦，我写了一首《八六年元旦抒怀》的七律诗，诗云：“北国南疆两地游，何须笔底诉悲愁？贫穷不减胸间志，劫难无低颈上头。战鼓催春当奋发，宏图建国共筹谋。中山 近代多豪俊，再育英才第一流。”诗中末联，我提到“中山近代多豪俊”，其实，当时我对这个“多豪俊”的感受还不是很深刻的。对中山的“人物”，也掌握得不多。

在80年代末期，我在教学之余，也开始作些近现代史的研究，尤其喜欢研究民国时期的军政界人物。民国时期的军政界知名的人物很多（不包括共产党方面的，这方面的辞书较多），随着时代的变迁尤其是民国的灭亡，他们的去向如何？当时，这方面的辞书较少，而对他们的归宿又往往语焉不详。于是，我有意识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渐渐收集到近三千人。整理这些人的资料，我发现民国军政界人物的三个主要去向：一是在民国时期已经去世；二是1949年后以各种原因留居大陆及后来回归大陆；三是1949年后撤退台湾或出走港澳海外。于是，我将所有人物作三部分介绍，以逝世的先后为序，着重注明他们的去向和归宿。我的这个工作，后来被南京出版社的沈编辑知道，认为正宜整理成书，作为辛亥革命80周年纪念之一份礼物。于是，我加紧编写，一册51万字的《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于1991年12月出版，还能赶上时节。

在编写这书时，我就遇到一个印象深刻的事。民国军政界知名的人物，可以说分布于全国各地，广东省无疑是最多的；但是，如果论某一县，则民国时期的香山县又属最多，光是1949以前逝世的，便有陆浩东、容闳、师复、孙眉、程璧光、苏曼殊、王昌、杨仙逸、孙中山、杨鹤龄、蔡廷干、朱卓文、陈席儒、唐绍仪、魏邦平、梁如浩、徐宗汉、陈友仁、欧阳庚等。1949年后逝世的，有韦悫、郑彼岸、郑道实、李禄超、程一鸣、吴铁城、欧阳驹、方日英、孙科、程天固、王云五、张惠长、卓国华、陈庆云、容有略等。

其实，当时我还属孤陋寡闻，香山的军政界知名人物何止这么多？近年我加入了中山市孙中山研究会，对孙中山以及跟随孙中山一起从事民主革命的香山籍人士了解得渐多。去年夏天，上海人民出版社给我来信，说《民国军政人物寻踪》一书出版至今已14年，应该进行修订和补充，希望由他们再版。我同意此事，并着手修订并陆续寄去稿件。恰好在这时，我会同仁编写了《孙中山与香山相关人物集》，就给了我更大的启发和帮助。《孙中山与香山相关人物集》收录人物369名，是近年我会同仁收集和研究的成果。并非我有意偏重“香山人物”，书中有不少人，都是早年跟随孙中山参加民主革命、功勋卓著而又鲜为人知，其实是完全值得收入《民国军政人物寻踪》的。于是，我赶忙将王棠、韦德、阮汉三、许直臣、朱克勤、朱慕菲、陈永善、陈兴汉、陈淑英、陈景华、李仙根、林若时、卓仁机、姚观顺、黄骚、梁定慧、程天斗、程奎光、程度纯、谭民三等，补充加入书中。如此一来，香山籍的民国军政界知名人物，当仁不让是全国最多的。

在近代香山，为何能产生如此众多的军政界著名人物？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近代的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地区，毗邻港澳，与世界的联系密切，也只有在这块土地上，才能涌现出对近代中国历史产生巨大影响的洪秀全、康有为、梁启超、郑观应、容闳、孙中山等人物。香山县处于珠三角的腹地，背靠广州、佛山、番禺，面临珠江口及南海，与澳门接壤，与香港隔洋相望，香山的地理环境，风俗文化，孕育了伟人孙中山；而伟人孙中山的出现，又影响着香山的民众，以及在海外的香山籍人士。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至1895年春夏间，有名可考的的会员为129人，属香山县籍的占了一半以上。其后，孙中山致力于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在各个时期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香山籍人士则更多。

在编写与修订的过程中，我也遇到一件麻烦事，那就是“香山”与“中山”“珠海”等关系。由于都是民国时期的人物，提到他们的籍贯，说是“中山”“珠海”均不妥，宜用“香山”；而用了“香山”，又惟恐年轻人不懂，又须用括号注明“今中山市”或“今珠海市”。香山县于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改称“中山县”，而珠海则一直属于中山县所管辖，解放后分开，后又经历过分分合合，直到改革开放珠海特区成立，才真正分开。香山的风土人情，文化习俗其实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并不会也不应因行政区域的变动而割裂。研究广东近代史、中国近代史，都不可能抛开“香山”这个概念。事实上，中山、珠海、澳门等行政区域的明确分开，已经给研究近代军事史、文化史、华侨史等造成了一些障碍。在高速公路、轻轨铁路将三市连成了一个紧密的整体的今天，这行政区域所造成的障碍就显得更没有必要了。

最近，中珠澳三地的官员与学者提出了“香山文化”的概念。这一提法立即得到了三地以及更广泛地区的有识之士的赞赏和支持。到中山市生活之前，我以为中山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就如广州人、顺德人、阳江人一样；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中山市一百多万人，竟说着多种相差甚远的语言！“岭南文化”已是人们熟悉的一个概念，它包涵了粤、闽、客三大民系，而香山语系中，正是包括了这三大语系。也就是说，近代的香山人，是粤、闽、客族融合的结果，而这种融合，又使得近代香山人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是一种保存着中华民族优良传统，而又适当吸取西方先进理念的文化。香山人坚守正统，而又开放包容；现代的香山人继承了这一传统，改革开放以来，中山市、珠海市接纳了数百万来自全国各地的移民，原居民与新移民很快便达到和谐相处，成为两座举世公认的最适宜人居的城市，这正是香山文化得以传承的具体而生动的事例。

“香山文化”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问题，而是严肃的历史观的体现，是一个有利于三地加速合作发展的纲领，是团结海外华人华侨的一句最亲切的口号。崔国潮同志指出：“弘扬香山文化对于增强城市发展的内在动力，推动广东文化大省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想，不久的将来，当“香山文化”得到普遍的认同和熟悉，那么，以后编写人物辞书时，“香山”二字之后就不必再加上注释了。

前些天，某出版社来信约取诗稿，我毫不犹豫将《八六年元旦抒怀》一诗也寄去，不过，我将“中山 近代多豪俊”一句改了，改成“香山近代多豪俊”。的确，香山不仅民国军政界知名人物多，香山的工商业家更独领风骚，文化教育界中，香山名流亦星光闪烁。香山的先民创造了灿烂的“香山文化”，今天的香山人，更应该为民族为国家多作贡献，方可无愧于伟人先辈啊。

（此文刊登06年8月6日《中山日报》、8月29日《香山报》；国内多家网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