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兴，乡邑盛（《中山日报》版）
——从明清档案看香山的教育事业
陈贤庆
清康熙朝之前香山的教育状况
香山于南宋绍兴22年建县。在建县时，香山只是由一群孤立的海岛组成，人口稀少，可耕地面积也不多，经济文化落后，人民穷困，读书人肯定不多，据《香山县乡土志》记载：“香山县立县之前，延福里人梁杞已以好学通经著称。宋仁宗世，自设县立学校，士习翕然称盛，与他州相颉颃。”这梁杞之举，可称揭开香山教育之序幕。
真正为香山的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应推陈天觉。南宋初，北方士人多因战乱南迁。陈天觉，名元英，字天觉，号香叟，祖籍南雄珠玑巷，后南迁至香山。宋绍兴3年（1133年）中举人，绍兴八年试博学宏词科，特赐进士，授朝议大夫。宋绍兴22年（1152年），陈天觉建议收香山为县，获诏准，并主持建县城，主张县城建于石岐山（烟墩山）以东的仁山一带，故称“铁城”。陈天觉还捐粮数千斛以作建城之资。绍兴26年（1256年），陈天觉又建议办学，首捐重资于莲峰山麓建学宫一座，从而又为开创香山县文化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历朝《香山县志》均将陈天觉列入名贤，以志其立县之功。
虽则如此，南宋时期，香山依然人口稀少，只近万户，经济仍很落后，被朝廷列为下等县。经济的落后也决定了文化教育的落后，全县仅建有儒学一所，义塾与私塾极其有限。与邻近的番禺、顺德、东莞等县不可比肩。明代，海盗猖獗，倭寇侵扰，朝廷实行“海禁”“迁界”，禁止岛民出海捕鱼，并强迫人民内迁，这使得以海为生的香山人断绝生计，更加贫困。明朝的《永乐大典》所记载的“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便是当时的写照。这种政治经济状况，一直延至清康熙23年。
清康熙23年后香山的教育状况
清康熙23年（1684年），康熙帝因平定“三藩”之乱并收复台湾，宣布广东废止“海禁”和“迁界”令，香山地域广阔，有山有河有海，气候宜人，宋元时，便是北方人逼乱移居的理想地方。随着经济的发展，原来的荒地、沙田渐渐变成良田，从四乡南迁的人民越来越多，而且多是聚族而迁者，于是，粤语系、客语系、闽语系的人民，便先后汇集到了这块土地。据《香山县志》记载，香山粤语区的沙田话居民主要从南、番、顺等县南迁；客语区居民从粤东梅县南迁；闽语区居民从福建南迁；而石岐话的居民，则主要是宋元之际由江西、浙江、福建一带迁来的中原人。各省各族移民的汇集，实际上也是语言习俗、文化教育的大融合，只要遇到合适的时机，香山土地上的人民，便会焕发出无穷的活力。“禁海”和“迁界”令的废止，解开了香山发展的束缚，于是，香山县的经济、文化便得以迅速发展。到了鸦片战争前，全县已有书院18所，社学3所，遍布全县，还有许多乡学、私塾等。教育文化的发展，有力地促进政治、经济的发展，人口也迅速增长，到清嘉庆、道光年间，香山县的发展水平已赶上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被朝廷列为大县，从而结束了长期落后的地位。
澳门虽在明代已为葡国占据，但仍在香山县的辖区内，香山人与澳门的关系密切，可以说，香山人最先接触到西方的文化，最先领略到西方的教育模式，最先将目光投向海外。清末，香山的现代工商业迅速发展，新式学堂也破土而出。1896年，丰山书院在全县率先改为丰山官立高等小学，为香山模仿西方设立学校开了先河。至清末，据《香山县续志》记载，香山县已有中学一所，小学63所，还有新式的育儿机构——幼稚园一所。其教育规模和水平，已在全省前列。
从档案资料寻找香山科举名人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用考试的方法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科举考试的最大获益者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是广大读书人视为追求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的出路。《英国大百科全书》中说:“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考试制度,是中国所采用的选举制度,及其定期举行的考试”。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考试制度，并对世界文明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完善于明清，分文举和武举两种。它是较举荐制、世袭制等合理的一种选拔人才尤其是选拔各级官吏和将领的一种基本制度。
明、清两代，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农历八月），取六七十名，称举人。每三年一次在京城举行会试（农历二、三月）。分三甲取录,一甲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二甲、三甲若干人，总共两百余人，统称进士。
前两节所述，香山的教育发展始于清康熙23年后，故《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所记载的有香山籍人士的广东乡试题名录，也始于康熙41年；而香山籍人士殿试金榜题名者，则要到乾隆4年才能查到。据载，明清两朝，香山县共出进士120多位。这些文武进士，日后许多都成为名臣名将。如李孙宸和何吾驺，都官至明朝礼部尚书；何璟官至清朝闽浙总督兼福州将军；刘其昌官至云南、广西巡抚；何长清官至广东水师提督；曾望颜，官至巡抚、总督、内阁侍读学士等。
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还收录了康熙41年起广东乡试题名录，每期均有香山籍多位举子，如雍正13年，香山学生侯弼就中举人第一名。咸丰元年，梁之材中举人第二名。
从档案资料体会科举制度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时代读书人进仕之途，香山籍的读书人也不能例外。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录取率只有百分之一二，有不少人从少年考到老年仍未考中，50岁考中进士的人看做“少进士”。“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人赵嘏的诗句，形象地刻画出进士登第的难度。
考进士如此难，考举人也并非容易，在《香山明清档案辑录》一书中，除记录了举人的名字，还记录了他们的年龄，从十余岁到六十余岁不等，很有意思。
纵观中举的年龄，一般20至30余岁居多，郑藻如中举时25岁，曾望颜为30岁。香山籍最年轻的中举者，要数光绪20年的缪国钧，刚20岁；而所能查到的最年轻的中举者，当数光绪20年广州府的朱崇礼，年仅16岁，堪称神童。
十余岁与五六十岁的人同场考试，这也算一种“和谐”的景象，在我们今天，也不乏这种景象，如高考，如考托福，如考钢琴等级，如考驾照等。但是，旧日的科举与此并不尽相同，旧日的读书人之所以四五十岁仍要参加乡试，此无他，举人便是国家候补官员，有一定的俸禄，考中了便可光宗耀祖，难怪会产生范进式的悲喜剧。
虽然，科举考试的形式是封建时代所可能采取的最公平的人才选拔形式，它扩展了封建国家引进人才的社会层面，显示出生气勃勃的进步性，促进了社会上努力读书求学的风气。但是，科举制度尤其是明、清两朝都以儒家的经典“四书”“五经”的文句为题，还规定了文章的格式一定要采用八股文，促使读书人养成了脱离实际死啃教条的风气。到了清朝光绪31年（1905年），统治者决定推行新的学校制度,
科举制度被废除。
香山人接受教育的另一种模式
由于香山邻近港澳，使得香山人的视野更加开阔，眼光更加远大，他们有了另一种接受教育的模式，那就是外出留学。
香山人、近代维新派思想家郑观应，生于1842年，是著名的买办，因长期生活于澳门、香港、上海等地，与西方人打交道，才写出《救世揭要》《盛世危言》等对中国社会有较大影响的著作。他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的文化技术，而如何学习？他的同乡人容闳找到一条路子。
中国留学的第一人，就是香山人容闳。容闳生于1828年，少年时进入澳门马礼逊学堂。道光27年即1847年，19岁的容闳赴美留学。后考入耶鲁大学,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旋入美国籍。咸丰5年(1855)回国。容闳留学美国时，鸦片战争刚结束，中国的门户已被英美帝国主义打开，西方的先进武器和科学技术，惊醒了香山青年容闳。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是容闳留美的目的。回国后，他从自己身上体会到留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用了10年时间，奔走呼号，请求清政府派遣幼童留学美国。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在曾国藩、李鸿章的大力支持下，从1872年起到1875年，清政府选派了10到16岁的幼童共120人，分4批送到美国留学，分别入读耶鲁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等著名学府。
清政府原计划是让幼童留学15年后，按年分批回国，但计划到第10年，由于清政府中保守派的强烈反对，1882年，留美幼童被强行召回，留学计划夭折。尽管如此，这批留美幼童，由于接受过西方先进的教育，许多都成为清末民初军政界、科技界和文化界的杰出人物。这120位幼童中，香山籍的就占了39位，其中就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内阁代总理蔡廷干，外交总长及交通总长梁如浩，临时政府总统府高等顾问容星桥、外交官欧阳庚，铁路总办钟文耀，大学校长蔡绍基，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律师张康仁等。
可以说，容闳以及香山留美幼童的经历，使香山人感受到另一种学习的途径。凭着地理的便利，一些香山人开始自费或由官费派往到香港，到澳门，到檀香山，到日本，到美国留学。如唐廷枢、唐宝锷、唐有恒、孙文、刘师复、苏曼殊等等。
上述众多的香山人物，不仅对香山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影响，而且对中国近代历史也产生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没有西方现代教育的吸取，就不会出现象孙中山、郑观应、容闳、唐廷枢、唐绍仪这样的人物，香山也不可能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
发源地。
后记
从香山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必然会影响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以及人民的精神面貌，思想素质。孙中山先生就曾大力提倡教育普及，以为教育“足以启文明促进化”。当代的香山人，正是继承香山教育的优良传统，中西文明，兼收并蓄，重视乡土教育，重视素质教育，尤其重视精神文明建设，使得当代香山的教育事业依然处于全省乃至全国的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