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忽梦少年事
阿培
贤庆序：香港的阿培同学寄来一份稿件，叙述了三十多年前的一件往事。如今五十来岁的人，在青年时代都会有不少故事，因为当时遭逢乱世，所谓乱世出英雄，乱世出诗人，而普通百姓，也不由自主地成了故事的制作者，只不过，时过境迁，有些人觉得没有说出来的必要，所谓欲说还休；而有些人，甚至缺乏用文字表述故事的能力，于是，记忆中的故事，就将随着萎缩的大脑而消失。阿培同学，在估计五十五岁的年纪，实实在在地写出了发生在当年的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我眼前那十五张信纸即是明证。阿培同学以前有没有写过东西，我不得而知，估计也没有，至少是不多，因为他发来的稿件，
连个标题也没有，可见还缺少拟标题的能力，我匆匆看完了整个故事，忽然发现，要拟一个很合适的标题也不太容易，思量再三，有一句唐诗忽然在脑海中浮现：“夜深忽梦少年事”，姑且就先用着这个带有些朦胧带有些诗意的标题吧。
三十八年前，是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始。记得文同学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曾经痛恨过上山下乡, 提起来就悲愤莫名. 现在忽然有了另一种想法, 无疑, 上山下乡那段日子十分痛苦, 在肉体上, 特别在精神上, 是一种煎熬，但是, 事过景迁, 从另一方面来看, 无论是文化大革命或是上山下乡, 皆不失为一种难得的人生经历, 这种经历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也算是我们这辈人的机缘际遇吧
。说实话, 我甚至为自己没有下乡, 在人生履历中留下这一页空白而感到有些遗憾。”文同学的感慨，我认为是很真诚的，是的，如今，跟别人说，跟后辈说，当年，我不用上山下乡，的确是自豪不起来的。我经历过上山下乡，我人生履历中这一页的内容很丰富。但是，我也有别的遗憾！
由于广东的特殊地理位置，在广东，在珠三角一带，伴随着上山下乡大潮的，也有另一股潮流，那就是逃亡潮——逃亡港澳。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逃亡港澳并不是不光彩的事，孙中山等民主革命党人，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也是经常要从内地逃亡到港澳
，或再从港澳转赴他方的。只是，在新中国时期，却也迫使与共和国一起成长的年轻一代逃亡国外，的确是很不应该很令人痛心的事！我没有亲身经历过逃亡，最多是目送过去国离乡的挚友，因而，作为一位小作家，我也象文同学一样，“在人生履历中留下这一页空白而感到有些遗憾”！
其实，阿培故事的内容并不朦胧，也并无诗意，叙述的就是一件很惊险很恐怖的逃亡事，但是，阿培这位老人，已淡化了当年的惊险以及恐怖的成分，留下更多的，反而是逗趣的情节，如今的青年如果看到，可能以为他们是参加一个“生存大挑战”的活动呢。由于我的人生履历中缺了这一页，因而我很难想象和虚构出当年他们逃亡的情节尤其是细节，我只能耳闻目睹地听说有关逃亡的一些情况
，于此作一个并不很准确的说明。
以香港为例。宝安、东莞等县邻近香港，如果上山下乡落户到那些地方，那就有了地域的优势。老实说，上山下乡之初，绝大多数的知青是没有从这方面考虑的，很少有人一开始就“心怀叛国”之志的。随着岁月的推移，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到前路茫茫
，尤其是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或迫害之时，不远处那“东方明珠”在夜间闪烁着的耀眼光芒就成了他们希望之所在。这希望之所在并不遥远，但是，山岳、海洋、河流形成的天然障碍，由边防军、民兵、铁丝网、壕沟和狼犬组成的封锁线，使得即使是落户于邻近香港的公社大队的逃亡者，也必须经过经年的锻炼，数月的策划，数个日夜的昼伏夜行，然后才或者成功或者失败。当年，靠近香港的宝安、东莞等县的公社需要边防证才能进入，那么，不是在那里落户的知青，又如何能进入“禁区”？还是那句话，乱世出英雄，年轻一代看过不少反映“革命传统”的电影，他们把共产党人对付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办法也用上了。如到大队开证明，要去哪里或要干什么，然后将字迹褪去，再写上其他需要的内容；如干脆自己用番薯雕刻一枚“公章”，
带着那张假证明混进检查的岗哨；而用得更多的，我认为会是这么一种方法：你先联系好或通过同学朋友介绍认识一位宝安或东莞的知青，由那位知青预先将逃亡所需的物品合法地带回住地。然后，你坐火车到不需边防证的樟木头站下车，由那位当地的知青用自行车载你到他的住处隐藏起来，等待时机
，由当地的知青给你指路或带路，你独自出发。当然，也有当地知青与你一起逃亡的情况。由于你是假借于人，所以，两人的逃亡费用就应全部由你支付，这是当时的“江湖规矩”。如此一来，当年宝安、东莞一带的知青，就常负起“接待任务”，
他们象过去的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一样按照暗号接头，接待你可能完全不认识的逃亡者。而宝安、东莞一带的知青点，又理所当然地成为了知青逃亡者的“接待站”，谁有需要，就借宿一晚两晚，有粥吃粥有番薯吃番薯，这种情形，甚至有点象革命战争年代，人民群众秘密接待保护地下党员一样。
上述内容，并非是我随意虚构的，因为阿培的文章，正是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是他当年如何与一位从不相识的青年人阿初一起逃亡的故事。这故事，起码让我了解到当年的青年人逃亡香港的情景，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时过境迁，如今，国家安定富强，香港也回归祖国，而我们也可以“自由行”到东方明珠的每一处角落轻松游览，愉快购物。我们真不希望
，那可怕可悲的一幕重现。真诚地希望，当年怀着“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而投奔怒海，如今仍健在的同学们、朋友们，包括阿培、阿初，能够安享晚年，并多多联络感情，增进友谊。
好了，不再啰唆，大家细心看看阿培的故事吧。（06年5月21日）
（一）
下午四五时左右，培登上了往广州的列车。
这是深圳往广州来回的唯一的一趟慢车，培并不是去广州，他在石鼓上车，只是去常平，约见一位十几岁的小伙子。
黄昏前，火车准时抵达常平，初在车站迎接了培。两人在车站附近找了间小饭店坐下，轻松地聊天，也随便叫了些简单的饭菜，慢慢地吃起来。
前些日子，培在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初。培是一位孤儿，父母早亡，背上了个“现行反革命分子家属”的名号，年龄虽小，也被上山下乡的风暴从广州城里刮到了东莞的石鼓，当上了个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小知青。
培已悄悄地从石鼓偷渡去香港被抓回来了两次。这一次，初也想去香港，他家里的情况比培强多了，因为哥哥已去了农村，作为弟弟的他以照顾年老的母亲为由，竟可以留在城里不用下乡。据他说，他也走投无路，要选择偷渡了。偷渡需要的费用，全由初负责，而培已于早些时候将所需要的物品如干粮、充气枕头、指南针等全都从广州带到了石鼓的生产队。
这次会面，是接初到培在石鼓的“家”。
培问：“今晚在哪儿歇息？”
初答：“蔗林吧。”
培问：“为啥？”
初答：“我今天看见附近有一大片蔗林，长得很茂盛。”说完，他又很得意地继续说，“我俩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一觉，谁也不会发现我们的。”
培心里想，常平离石鼓有一百多里路，还未正式踏上偷渡的路程，要在常平这里就栽一跤，那值得吗？他问：“你什么时候到常平的？”
初答：“昨天。”
“在哪睡的？”
“一伙知青的家里。”
“为啥今晚就不可以在那些知青家里住一夜？”
“这……”
“难道他们都是女的？”
“这也不是。”
“那是什么？”
初呐呐道：“我有点不好意思。”
培笑起来，说：“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又不是干坏事，知青之间串串门，平常得很。今晚我是坚决不会到蔗林里过夜的。吃完东西，你带我到那些知青家里，我就不信他们会拒绝我们的请求。”
饭后，初带培慢慢踱到知青的家里。好几个知青小伙子住在一起，刚从农田里回来，正忙着挑水煮饭。相互介绍一下，他们倒也挺热情的，知道培与初已经用过晚饭，不用从他们那些寒酸的饭菜里再分一杯羹，只不过与他们挤着过一夜，倒也乐得个顺水推舟。就这样，培与初相安无事，度过了一夜。
（二）
翌日清早，培和初迎着朝阳赶往塘头厦。
培那破烂的衣服上面不但有许多洞洞，还有不少补丁，脚踏一双旧拖鞋，头戴一顶破草帽，比农民的衣着更差；初戴的草帽稍微好些，配合他从广州穿来的衣服。
沿着铁路轨道往南走，这天是塘头厦的墟集，自然是故意选的这一天，提防有人查问他们的去向。
走了好几个时辰，到达塘头厦，热闹的农贸市场已是尾声，只剩下一些还未回家的农民。当然，他俩的目的也并非参观农墟，在墟集上随便买了一些青菜，继续向离这还有十里路的石鼓生产队走去。
平安到达石鼓生产队，村里的农民在田里耕作，并没有发现初的到来。
培把初安顿在阁楼。阁楼以前是堆放生产队分配的谷子的，后来培因无法挣到足够的工分，谷子只好放在生产队的谷仓。
阁楼上现在堆放的全是稻草杆，这是一年煮食的燃料，以前是放在外面的，因日晒雨淋的损耗了一部分，再加上一些农民的“顺手牵羊”后，一年的燃料还不够半年烧的，培只好在放牛时在山上偷偷掰断一些松树枝，晒它个十天八天后枯干了再拿回来作为燃料的补充，可这些树枝也会时不时给一些路过的农民取走。
天还没黑，培先煮好了饭菜，让初早点吃了躺在阁楼里。
每天傍晚时分，村里的孩子和年轻人，都喜欢捧着个大饭碗到培的屋子边吃边聊，屋子里的摆设很简单：一张硬板床，一张小书桌，几张长木凳。
今晚也不例外，不到七点，十几个人把小小的屋子挤得热闹非凡。
七点多，热闹的欢笑声突然被一阵阵响亮的鼻鼾声打断。要命，初在阁楼里竟……
这一惊，把培给惊出了一身冷汗。
“屋子里怎会有老鼠声？”培在大叫:“快，快，帮忙把这只大老鼠赶出来。”
接着培就把家具、木梯碰得乱响。鼻鼾声总算停止了。培想起土灶旁有个老鼠洞，拿起一根长棍子直捣入那鼠洞，那个洞也真够深的，整根长棍没入洞内，竟还没探到底。小伙子们全把饭碗放在一边，都过来帮忙乱捅乱搅，如是这般地折腾了半个时辰。
当然，老鼠没有出现。
有人建议爬上阁楼查查，培说上面放满了稻草杆，又没有手电筒，今晚就拉倒不查了。
“今天我去了墟集有点累了，大家也早点休息吧”。
小伙子们离开了，培立刻关上了门，狠狠地骂了起来。
阁楼上竟没有回应。
隔了一会儿，鼻鼾声又像雷声般响起来了。
培草草洗了个冷水澡，熄了灯躺在床上。
突然，响起一阵拍门声。“培，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捉到那只大老鼠了，快开门吧。”一个小伙子在门外大叫。
“我已洗了澡，上床躺下了，要捉那只大老鼠，明天再想办法吧”。
培死也不肯开门，小伙子没趣，只好走了。
（三）
午夜，全村的农民都进入了梦乡。
因为培的屋子在村子的中间，隔几步就是生产队的队部。门前几步就是一个鱼塘。队部正对着一条主道，两旁各有一个鱼塘。
把初从阁楼上叫了下来，也懒得责骂他打鼻鼾扮老鼠的事。
拿齐了物品，锁好了门，培叫初跟着他，快步离开村落。
培快步从队部的主道离开了村子，却就听不到背后初跟随他的脚步声。
培忖道，“想不到初走路竟轻得连脚步声都没有”。回头一看，哪里有初的影子？再细细一看，初竟像一个瞎子，一头冲进了一户农民家的大门，大概发出了响声，屋内竟亮起了灯光。
这一吓，把培又惊出了一身冷汗，快步向前，一手抓住初的衣服，二话不说，拔腿就跑出了村子，也不敢回头望望那刚亮了灯的大门有否打开。
这个活宝贝，这位小少爷，竟是个大近视，大概出了屋门，没能适应外面的黑暗，甭说分清那是东、哪是西了。
天公不作美，刚离开村落，竟刮起了狂风下起了大暴雨，原来香港的大台风刚刚刮到。
初这小少爷，没下过农村，也没经历过如此的大暴雨，竟变得寸步难行。
田基太窄，无法两人同行，培拉着初的手，前进得很慢。
培掏出根绳子，一绑在初的手上，一头绑在自己的手上，相隔几尺，以为会行走的快些。
谁知道初根本没有走过田基的小路，频频跌进了稻田里，往往把培也拽了下去，两人全身都是泥和水，狼狈不堪。
培唯有把绳子解下，任随初在田与田基间翻滚。
风吹得很猛，雨下得特狠，天又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如是这般折腾了几个小时，雨稍微小了一些。
夜色稍微明亮了一些。突然，培呆呆地站着不动：眼前的景色似乎很熟，在哪见过？
再细细一看，“甭走了，回家睡觉吧。”培对初道。
初不明所以。
培道：“走了四个多小时，足足绕了一个大圈子，竟走回自己的生产队，不回屋里睡觉，难道躲在蔗林里？”
悄悄地进了村，摸出了藏在门洞里的钥匙，开了门，没有惊动任何人。
幸好水缸里仍有大半缸水，匆匆地淋了一下身，初穿上了培找出来的干衣服，爬上阁楼去睡他的觉了。
培用缸里剩下的水，把两人的衣服、鞋子洗干净，也躺上床：是倒霉的一天，还是幸运的一天？
（四）
第二天，竟是晴空万里，阳光普照，想起昨夜的狼狈相，真有点儿啼笑皆非。
不想引起农民的注意，培将洗干净的衣服、鞋子等分别在村子里不同的地方晾晒。
随便做了一些食物给初吃了后，培锁上了门，到别的村去串门，省得漫长的白天，惹来村民的查询、骚扰。
下午，培回来了，正想躺下睡一觉，因为接下来到晚上将没有时间休息的。忽然，从阁楼的木板缝里不停地滴下来水滴，滴落在床头旁边的书台上。
“怎么会有水滴下来？”培忖度，一股尿骚味钻进了培的鼻子，才晓得是初在阁楼上散了泡尿。
“早就告诉过你，要大要小就下来，屋脚有个尿缸，关上门就行了。”
“现在倒好，这泡尿如此不停地滴下来，迟点儿不少农民小伙子来串门，如何‘收科’？”
培边骂边找了些烂布放在桌上，只希望这尿水快点停止。
阁楼上竟没有任何回响。
培做好晚饭，送上了阁楼。
晚上，不少小伙子又串门来了，幸好那泡尿也没有再滴水了，小伙子们也没有再提起前一晚老鼠打鼻鼾的事。
相安无事，九时多培就把满屋的年轻人赶走了。
午夜再次来临，村子里的农民也全睡了，培把初从阁楼上叫了下来，准备出发。
却闻到初身上有一股臭味，就着灯光望见初的身上有一大块污渍，才明白这位小少爷连大小便都不敢下来，全在阁楼上解决了。解决时却不爬远些，连大的污秽物就此压在身下，惹得全身一股臭味。
两人出发了，这晚天气晴朗，就着星光，望着反光的地面，倒也不用手电筒。几个时辰后，他们离开了平原、农田、开始登上了一些小山头。
在一个小山头上，培掏出了指南针，确定行走的方向。
指南针是自制的，在钟表店里买了个装零件的塑料小圆盒，把一片双面剃刀片剪成菱形，找一粒金属拍钮，镶嵌上去；剪断一根针，找一小片塑料片，用胶水将塑料片和断针固定在盒子的中央；将刀片冲一下电，令其产生磁性，在某一方涂上记号，确定其指向南或北，放在针尖上就大功告成。
继续行程。
培突然摸了一下口袋，发现指南针不见了，才想起刚才在一个小山头掏出来后，就忘了放回袋里。幸好并没走多远，两人又折回去，寻回了指南针。
如此又走了一段时间。
“停下！我看见一个窗户有一个人。”初叫了起来。
培给吓了一跳，哪来的窗户？哪来的人？这里是荒山野岭啊！
“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带了两副眼镜在身上。”初得意地说。
两人趴在小山巅上，望着前方。
培只看见晴朗的夜空上，星光正洒向大地，为他们指路；远在一百几十公里的地方有些疏落的灯光；近处只有一些小山头，远处一大片农田，或是一些村落农舍，眼前哪来的房子、窗户和伫立在窗边失眠的人？
培苦笑了一下，也不答话，两人休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走下去。
西线的路程并不太辛苦，因为没有大山大岭；只是村落、农田太多，经常要小心翼翼地穿过村落、农田。凌晨四、五点钟左右，就要寻个地方躲起来，白天是无法行走半步的。最佳的躲藏地点是半山腰一些浓密的野草丛。有时发现一个较佳的隐藏地点，时间尚早，也要停止前进了。
消磨漫长的白天是一件苦闷、危险的事，经常有一些农民上山打柴、放牛，或是一些民兵到处巡游，增加了躲避的风险。
累积了多次偷渡的经验后，培深知要有一个炉子加热食物和水来补充体力的重要。他也自制了一个小型的酒精炉：用一个小型的油漆罐，在罐边的四周用钉子打上许多小孔，罐里倒入酒精，盖上盖子，放上一个铝制的漱口杯，就可以慢慢烧些开水，煮些食物。水源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到处都有山水和小溪。在如此艰苦的行程中，能有些热的水、食物，对体力帮助很大；而且酒精炉煮食，没有烟冒出来，减少被发现的危险；有时在凌晨时分，雾水浓重、寒冷，喝一两口酒精，驱驱寒气，人也会精神些。
从石鼓到深圳的边境，路途并不远，因为白天不能行走，晚上才能行动，所以也需要六、七天的时间。
一般的村落，在村边都有一些竹林。只要一看见竹林，就晓得附近一定有村庄。
这晚，走到一条大道上，路旁有一片竹林，附近有一个小小的村落，因为道路挺宽，可以行车。
已是半夜时分，远处传来一阵自行车声，还有几个人的说话声。
“跟我来，躲在竹林后面！”培命令式地说，接着自己也躲到了竹林后。谁晓得一瞧，初不但没有跟着来，而且还反方向朝大道上奔去。
这一惊非同小可！自行车声很近了！顾不得危险，培也朝初奔了过去，一把拉住初，把他从大道上拉了下来，将他整个人按在地上的一个泥坑里，泥坑里有水也不管了，培也一起躺了下去。说时迟那时快，几个背着步枪的民兵已驰到，车灯刚好从趴在地上的培和初身上扫过。因为车速挺快，而且这些民兵正在兴高采烈地聊着，他们并没有发现躺在路边的两个人，瞬间就消失在黑暗中。
虽然化险为夷，但培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他用生气的目光狠狠地盯着初，一言不发。
泥坑里的泥浆，沾了两人一身。
几天的行程，初到底吸取了多少经验？那真要问问他了。
经过几天的奔波、挣扎，总算到了深圳附近的边境地带。
前两天的行程，已经不再需要使用指南针来寻找方向，香港这个不夜城的灯光将天空映照得很亮，只要朝着最光亮的地方前进就行了。
这一晚，望见了边境线。
路线太靠近深圳，故边境线每隔一百米左右就有一支灯柱，灯光把那条国防公路照得发亮。不远处就是一条并不宽的河，相信这就是驰名的“深圳河”。
过了河就是神仙，过不了呢？
（五）
准备冲线了。
将多余的物品抛弃。
培对初道：“我在前边开路，你在我后面几步处慢慢爬。倘若我被发现，你也不要站起来，知道吗？”
两人匍匐前进，爬行在一些不知是什么的植物上。
不远处的灯光，照出一个人形，动也不动地站着。细看之下，才发现是个假人，披着一件军大衣。
两人更加小心，爬行时尽量不发出响声，尽管如此，还是由于人体与植物的摩擦，产生了一些声响，令人担心。
“什么人？站出来!”一声吆喝突然从黑暗中发了出来，吓了两人一跳。
一个边防军手里提着支步枪，另一只手拿着一个手电筒，从黑暗中冲了出来。
这时初竟站了出来。
培在心里暗暗骂道：“要命。”
其实在黑暗中边防军根本就没看见什么人，只是隐隐约约听到一些声响，这下可好，初自己把自己给暴露了出来。
培一直趴在地下没动，边防军冲过来时，恰巧一脚踩在培的身上。
他惊叫了一声：“这里还有一个人！”
培不得不爬起来，两人被这个边防军押去哨站。
押送途中，也遇到了几个边防军，他们并没有怎样交谈，其中一人找出绳子，把培与初二人的手绑在背后，安置在一间四面都有窗户的大房间里。然后，所有的边防军都离开了。
寂静的没有开灯的屋子里就只有培和初这两个人了。
“对不起……”初对培道。
培没有回答。现在才说对不起有用吗？
培静静地看了一下环境，一边的窗外竟是深圳河！边防军绑他时，他故意把手腕挣得宽些，现在绳子已经松脱了。
“我已经把绳子松脱了，我也帮你解下来，我们偷偷从窗口爬出去，深圳河就在旁边，游过去就是香港了，也许这是一个机会，怎么样？”培问初道。
“我害怕，我不敢，我也不想。”
培心里想道：“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就算失败了，跟现在的情形有啥分别？”
但看着初那颓丧的样子，也就什么都不说了。
算了，想起这几天的经历，早就注定是失败的了。
没多久，天就开始亮了。
外面的景色看得更清楚了，深圳河的对面很平坦，只有一些农田、鱼塘等。如果边防军不开枪，几十公尺外就是另外一个世界了。可是现在……
外面的边防军做好了早饭。
一个边防军进来替二人松了绑，叫他们去吃早饭。看见培已松了绑，却笑了起来：“你这个小鬼！……”
初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有饭也有菜的饭餐，他们好几天都没吃到了。
培却无法咽下一口，可以说，他的精神完全崩溃了。
不久，有车把他们押送去深圳的收容所，也把他们二人分开了。
（六）
经过几天的转送，培终于被送到了东莞城收容所。而他一路上也病了好几天，发冷发高烧，脸色青得没有一丝血色。
一百几十个被抓的偷渡客，全部低着头蹲在收容所的操场上，准备接受点名。
突然，在培的面前，站着一个人，抓起了培的头发，，仔细地端详了好久，放下他的头发，不出一声又走了。
培吓了一跳，也知道此人正是公社举办偷渡者学习班的头头。
培想：在深圳被抓时，只承认偷渡了一次，这次点名，非得更正不可。
“XXX，这是第几次偷渡？”
“报告管教，以前说谎，这是第三次偷渡。”培道。
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牢房，分上下两格，关了七八十人。没有窗户，门口是几条手臂粗的木柱。角落放了一个木桶作为厕所，一堆稻秆的火灰代替冲厕的水。谁要大便，很考个人技巧：木桶上只放了两块木板，一不平衡，整个桶就翻了。幸好每个人都饿得没有东西拉出来，屋角去水的管口常年淤塞，牢房变成了水牢，臭气冲天。
每天只有两餐，早上的八时多和下午的四时多。
每人一钵饭，美曰四两八钱七的大米，也不晓得那饭是怎么煮的，每粒饭都是独立的，绝不会有两粒饭粘在一起，。每粒米煮成“肥仔米”一般大，故称“咬散”。每钵饭只有一点咸鱼渣或是咸菜，偶尔有两条青菜，肉类欠奉。
每逢吃饭分饭的时间，是这里最热闹的时刻。
门口堆放着几十钵饭，众人推举一人拿饭。门口的木柱并没有拿开，只能从两根柱的空间拿进来，每钵饭要竖着拿进，还要快，否则那咸鱼渣和咸菜就没了。
不到十分钟，大家都吃完了，没有剩下一粒饭，钵子比洗好的更干净光亮，因此也很容易发生流行病传染。
有病只能在指定的时间，每人分两粒“桑菊片”，什么病都是吃这两粒药丸子。
牢房里连蚊子也没法生存，因为太挤了，晚上只能坐着睡觉，根本不可能躺下，臭虫却特别多，咬得每人身上都是红斑点点。
白天没事干，固定木板的钉子早就没了，不少人把木板翻开，捕捉那些晚上吸饱了人血的臭虫，牢房里充满了血腥味和臭虫味儿，令人作呕。
培在牢房里，眉头深锁：给公社学习班的领导认了出来，这次少则要在这呆个十多天，多则可能要呆好几个月。
谁知只呆了三天，就被转送回公社了。
（七）
晚上，培被领导叫了去他的办公室。
这位领导就是那个在东莞城收容所认出培的五十多岁的老人家，早就查清楚培的历史背景，只因他挺同情培的遭遇，故提早把培从收容所里接了回来。
“你到香港干啥？有亲戚吗？”领导问。
“没啥，也没有任何亲人。只因自己资产阶级思想严重，我会好好检讨的”，培答。
“你不怕路上出了意外或是死了？”
“这些我都没想到。”
“这次你和谁去偷渡的？”
“一个朋友。他家里比我有钱，一切开支都是他支付的。”
“如果你再去偷渡，抓了回来，在收容所起码要呆个半年。”
“我不会再去了，我会好好检讨的。”
培心里想：“只因我根本无法生存，才想到去偷渡。到了香港，一切可以重新开始，即使死了，也比现在活着好。”
第二天早上，培向领导要求看病。一个民兵背着支步枪，推着辆自行车，押送培前往公社的医院。
民兵偷懒，只在医院的树荫下乘凉吸烟。
培自行前往医生的诊室。一量体温，高达41 摄氏度，把医生吓了一跳。
“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大概十来天前吧，时烧时退，有时会发冷。”培隐瞒了自己偷渡刚刚被抓了回来。
“我们医院设备落后，你持续发烧了十多天，我怀疑你是伤寒，只能写张证明，你拿着到广州的医院诊治吧。”
培把医生证明交给了学习班的领导。领导害怕是传染病，立刻写了一份证明给培，叫他当天就回广州治病。
培步行了一个多小时，回到生产队，又开了一张用谷子换粮票的证明。
当天的火车赶不上了，晚饭又没有着落，只好到附近一个村子的知青家里沾沾光。
两人晚饭后只是随便聊聊，九时多，培正准备离开。突然，门外冲进来两个民兵，把他俩抓了去队部，指控他俩正在密谋偷渡。
他们二人被搞得啼笑皆非。
培出示了那些证明，说自己刚偷渡被抓回来，又怎可能再次偷渡？
民兵把那个知青放了，却把培一直扣留。整整一个通宵，培也不去理睬这些自以为是的民兵。
天亮了，民兵没法，只好把培放了，却把学习班领导的的证明扣下，准备去领功。培也不去辩解，让他们碰一鼻子灰也好。
（八）
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培找到负责粮仓的干部，称了一担谷子。
“你这是第三次偷渡了，你也真倒霉，赤脚医生和梅姑娘一次就到了香港，还写了信回来。”这位干部对培说。
培想起不久前的一个晚上生产队开的斗争会。
斗争会的重头戏是梅姑娘与本村的一个有妇之夫通奸，这个奸夫骗了梅姑娘，但农民普遍都重男轻女，罪魁祸首明明是那个男的，他倒平安无事，梅姑娘却被羞辱了一个晚上。那个奸夫的老婆不知从哪里找来了梅姑娘的一件血衣，说是梅姑娘处女失身的一件血衣，成了梅姑娘通奸的罪证，这件事也导致梅姑娘萌生了偷渡的念头。
培只好苦笑一下，怨自己倒霉。
向农民借了部自行车，把谷子运到公社粮食部，换了粮票和现金，否则培连买车票的钱都没有。
当晚到了广州，没地方留宿，只好到初的家里，他已经从别的地方放回来了。
第二天到医院检查，证实了不是伤寒。打了针，取了药，昏昏迷迷在初的家里躺了几天，烧退了，人也渐渐精神了。初很细心地照顾培的起居，弥补其在偷渡过程中的过失。
再过了几天，培完全康复了。写了一封信给学习班的领导，解释和检讨丢了证明的事情。几天后，培收到了证明，准备接受长达一个月的学习班的再教育。
半年后，培终于到了香港，展开了他重新生活的新一页。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