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由于宁粤对立，蒋介石也想急于解决，于是，释放被软禁的胡汉民，派他赴欧洲考察。1936年1月，胡汉民归国到香港时，并不理会南京蒋介石派去的迎接大员，却回到广州，这无疑为陈济棠增加了反蒋法码。但是，5月9日晚上，胡汉民在与人象棋对弈中突然脑溢血，延至12日晚去世。
蒋介石要趁“胡死”之机解决广东一向处于半独立状态问题。5月中旬，蒋介石派王宠惠赴粤吊丧之机，向陈济棠提出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改组广东省政府，将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改称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会重新任命等五条。这实际上是要夺陈济棠的广东军政两权。在陈济棠正感到焦虑不安之时，白崇禧也以吊丧为名来穗与陈济棠会晤，极力怂恿陈济棠联合桂系，以“抗日救亡”为旗帜，与蒋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时认为：蒋介石既要陈兵于黄河流域，防备日军的进犯以及监视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杨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因而决无余力南犯。如果两广联合，再拉拢湖南的何健，凭着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拿下武汉，再采取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就能夺取中央政权，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对白崇禧的分析，陈济棠认为十分精确。陈济棠有兄叫陈维周，擅长星相之术，曾于1935年春到南京见过蒋介石及到奉化看过蒋介石的祖坟，肯定蒋介石气运将尽。陈济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术，再经白崇禧的怂恿，便决心发动事变反蒋。5月16日晚，陈济棠与粤军向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廷桢等开会密商，对于联桂起事，将领们的意见不一。5月19日，陈济棠再次召集在穗粤军将领近二十人进行密商，并请出白崇禧到会说服众将，虽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等仍不表支持，但陈济棠已决定反蒋起事。
6月1日，陈济棠授权西南两机关作出决议，呈文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吁请抗日。次日，又复电全国，请国民政府准予“北上抗日，收复失地”。接着，组成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陈济棠任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陈济棠、李宗仁还暗中与日本联络，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蒋，并出兵湖南，企图夺取国民党政权。
面对两广事变（又称“六一事变”）蒋介石一方面立即秘密调兵遣将向两广进逼，同时派人四出向广东海陆空军将领进行收买分化；另一方面，故作镇静，发出通电召开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作为对付之策。粤军主要将领余汉谋等秘密接受了蒋介石的收买，决定背陈投蒋。7月4日，余汉谋以接到第一军将领电催回部主持军事为名，取得陈济棠的许可，由广州回到驻地大庚，与参谋长罗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等会议讨论反陈，取得一致意见。7月6日，余汉谋以出席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名义，乘坐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蒋介石随即任命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和广东绥靖主任，并派钱大钧、陈诚、黄镇球等同行，协助余汉谋回去收拾粤局。余汉谋于7月13日回到赣南，次日在大庚宣誓就职，并发表通电，敦促陈济棠离职下野。同时，第一军亦向韶关推进。
另外，7月6日，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委员李汉魂在汕头离职赴港，次日通电反陈。到7月17日，第二军军长张达也被蒋介石收买。粤军其他将领以及西南机关要员萧佛成、陈融、刘芦隐、邓青阳、杨熙绩和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市长刘纪文等亦纷纷走避以示决绝。
尤其给予陈济棠致使打击的，是他的空军也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6月底已有一个中队北飞南昌投蒋。7月18日早晨，空这司令黄光锐、参谋长陈卓林等分乘教练机三架飞赴香港机场降落；各大中队飞机七十二架先后北飞投蒋。至此，陈济棠完全绝望，于当晚借英国战舰保护，携带家眷离开广州前往香港，并通电下野。李宗仁亦于当天下午乘飞机回广西，在广西继续坚持反蒋，李济深以及原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区寿年、翁照垣等也入桂支持，但到9月间，李宗仁、白崇禧也和蒋介石达成协议。至此，曾经震惊中外，扰攘了五十多天的“两广事变”遂告结。同时，也结束了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
余汉谋于7月24日由韶关进驻广州接管了陈济棠原有的军权。南京国民政府任命黄慕松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以王应榆为民政厅厅长，宋子良为财政厅厅长，刘维炽为建设厅厅长，许崇清为教育厅厅长，曾养甫为广州市市长。蒋介石于8月来广州座镇了一个月，设置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至此，广东的党政军大权完全归蒋介石控制。
蒋介石解决了两广事变后，又飞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进攻陕北红军，结果爆发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此后，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建立。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开始。
在抗日战争期间，粤军及其粤军将领也参加了这场伟大的战争。如张发奎，曾出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方面军司令长官等；薛岳，曾出任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等；余汉谋，曾出任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等；黄琪翔，曾出任二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十国远征军副司令长官等；蒋光鼐，曾出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蔡廷锴，曾出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粤桂边区总司令等；李汉魂，曾出任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而李汉魂，还从1939年元旦起，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长以及广东省保安司令，直至1945年8月由罗卓英继任省政府主席止，长达六年又八个月，主政广东期间，李汉魂能认真行使职权，经常巡视各地，对广东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均有成绩。到抗日战争结束时，国民政府发表的十六个受降主官中，就有粤籍张发奎（广州、香港、雷州半岛、海南岛地区）、余汉谋（曲江、潮汕地区）和薛岳（南昌、九江地区）三人。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发奎出任军委会委员长广州行营主任兼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李汉魂等则被调离广东。1947年9月，张发奎又被免职调京，由宋子文出任广东省主席兼绥靖公署主任。宋子文邀请时任国防部次长的黄镇球赴粤任广州行营副主任兼广东警保处处长。1948年4月，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张发奎与余汉谋、薛岳、香翰屏、李扬敬等粤系将领，支持孙科竞选副总统，结果失败。
辽沈、淮海战役之后，蒋介石被迫下野，张发奎、薛岳、余汉谋等乘机提出“粤人治粤”的口号，反对宋子文主粤（宋也是粤人，但他属蒋介石派系）。宋子文被迫辞职。1949年初，蒋介石下野前，任命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薛岳为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则接任余汉谋的陆军总司令之职。
1949年2月，张发奎又接受薛岳、余汉谋的电请，回到广州。他们以“团结大广东”、“继续第一师精神”为号召，大力收罗广东旧军政人员，扩编军队，企图将广东建成一个反蒋反共的基地。当时，国民政府已迁往广州，张发奎还建议代总统李宗仁把蒋介石扣留，但计谋未成。7月，张发奎得知蒋介石将来广州，便辞去陆军总司令职务，出走香港。余汉谋、薛岳则继续部署兵力，企图阻人民解放军南下广东。但解放军势如破竹，国民党军队节节溃败。10月14日，广州被解放后，余汉谋集团往粤西逃走，中途大部被歼灭，残部退往海南岛。李汉魂出走香港，后随李宗仁飞往美国。黄镇球亦出走香港，后逃往台湾。香翰屏、李扬敬等亦逃往香港。
薛岳、余汉谋则退往海南岛，分别出任海南防卫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而陈济棠于1949年4月被国民政府任为琼崖行政长官，薛、余率部进入海南后，陈济棠则专管民政。为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薛岳在全岛设立了三道防线，部署的兵力有十万之众，自称为“伯陵防线”（薛岳字伯陵）。但是，1950年4月解放军渡海作战，薛岳部兵无斗志，一击即溃，被歼五六万之众。4月底，薛岳、余汉谋、陈济棠率残部逃往台湾。至此，国民党粤系军阀完全瓦解。
还有另一批粤军高级将领如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黄琪翔等，则走上另一条道路。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们从事反蒋民主运动，成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并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曾任粤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
上述诸人均先后作古，似唯有薛岳仍健在台湾，当已九十五岁了。